的合作能持多久？所有这一切又引起了苏联领导人之间的争论。
有史料说，1926年秋，托洛茨基和斯和大林同时来到中山大学作报告：
托洛茨基主张，停止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合作。斯大林主张，应保持和发 展国共两党兄弟般的亲密合作。托洛茨基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已提上中国的日程，共产党要自己干。
斯大林认为，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必须同它的主要力量国民党合作。托洛茨基说，国民党好比老虎，中共将是一头雄狮；不是老虎吃掉狮子，就是狮子吃掉老虎。
斯大林说，中共还是一头幼狮，即使将来同国民党分道扬镳，各自雄踞一方，两分天下，要比现在就打个两败俱伤的好！
就这些问题的辩论，个子矮小的邓希贤以他善于雄辩的口才，阐述了在中国只有国共两党亲密无间的合作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伟大社会变革，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个观点，一直贯穿邓在此问题上的主导思想，他提出 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就是一个杰出的典例)。由此他赢得了同学们对他的一种生动、形象、诙谐而幽默的称誉——“小钢炮”。
当时人们大概不曾想到，三十年后的1956年2月，他作为中共派出的一个重要代表团的成员，参加苏共“二十大”。继而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件，展开了激烈 的中苏论战。在毛泽东授权邓小平直接指导和参与下，一连发起《九评》文章犹如一发发炮弹轰动了苏联，轰动了全世界，直到赫鲁晓夫垮台。正如邓小平所说：“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行霸权主义是取得政权的马列主义党背 叛社会主义原则的最显著标志。”后来在中国，有一件事关全局的，就是邓小平以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借鉴，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指出和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包括“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时，没有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而是相反， 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崇高历史地位。同时也没有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责任一切都推给毛泽东一个人，而是指出 中共中央集体、毛泽东以外的其他中共领导人也负有责任，包括他自己在内。并详细分析了产生这些错误的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特别是指出了导致这些 错误产生的更重要的因素，是受苏联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和中国长期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造成的。
张锡瑗与邓希贤同在一个党小组，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对国内国际一些热点问题的讨论，认识、观点都很一致。张锡瑗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却 十分爱听邓希贤用地道的四川话抑扬顿挫绘声绘色的演说。当大家聚在一起谈论时，她就打趣他说：好，现在开始收听“四川广播电台”的播音吧。
俩人的感情虽很投贴，但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然而，俩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中山大学的学制是两年，邓希贤仅学了一年便奉命于1926年底回国了，进入冯玉祥部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张锡瑗继续在苏联学习。 邓希贤回国后不久，即遭遇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他随机应变从西安冯部逃到了武汉。党的“八七”会议后，他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改名叫邓小平。这时，他惊喜地遇到了一个人——就是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锡瑗。张锡瑗于1927年秋天学成回国，即组织参加了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这次罢工的筹划领导工作，自始至终是在良乡她的家中进行的，她的父亲张镜海是罢工的组织者。此次罢工后，张锡瑗被党组织调到武汉，正巧分 到中央的秘书处工作——在这里两位志同道合的老同学相遇必有一番喜悦。
张锡瑗说：看来，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我总是被你所领导了。
邓小平说：志同道合者，千里来相会，这叫缘分。
江精卫公然背叛革命后，其所谓的“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武汉，已处于一片白色恐怖和血腥屠杀之中，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秘密状态，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往上海。 邓小平到了上海。 张锡瑗也到了上海。
迁往上海的中央各机关，工作人员约二百人，各机关之间禁止往来。中央设直属支部，支部书记由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的邓颖超兼任。邓小平和张锡瑗皆在这个支部里。机关人员多以开设各式各样的铺子作掩护，邓小平就在中央机关楼下开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什物，张锡瑗也就成了这个杂货铺的女店员。根据周恩来的提倡：男同志大都装是有钱人的商主或老板，穿长袍，戴绅士帽；女同志梳髻子，穿旗袍，穿高跟鞋或绣花鞋，一看便是阔小姐阔太太的模样；住机关的同志，要扮夫妇，不要革命腔。张锡瑗长得很漂亮，白净的脸庞，很秀气，再加上一身阔气的妆扮，使她显得更加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她的朋友很多，有不少人追求她，向她求爱，可她早已选准了自己的意中人。
1928年春天，一个平常却充满温馨的日子，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了。
为庆祝这对感情笃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