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照金

    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发展，红二十六军的迅速壮大，以及与渭北根据地的紧密呼应，使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得到了迅猛地发展。直接威胁到西安的安全局面，引起国民党当局极大的惊恐。国民党反动当局一面调拨大批新式枪炮装备照金周围的各县反动民团，一面派遣大批正规军，联合反动民团等地方武装，全面“围剿”照金苏区。照金苏区军民奋起抗击，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反“围剿”斗争。

    从一九三二年起，国民党当局多次派遣正规军。纠集耀县、句邑、淳化、宜君民团，对照金苏区多次进行军事“围剿”，不断遭到了我根据地军民的奋起反击。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二日，国民党富同耀三县保卫团总指挥胡景铨，派遣副指挥党谢芳、耀县保卫团团长马希哲和小丘区团团长紫子发，带领三、四百人。妄想把我红军陕甘游击队消灭在照金一带。我红军游击队在谢子长总指挥的统一部署下，迅速向尖坪一带撤退，给敌人造成逃跑的假象，敌人果然上当，在照金街放松了警惕。我军趁敌人还在睡梦中，部队火速回撤，在照金坟滩一举将“围剿”我就之敌全部歼灭。当场击毙了党谢芳，活捉了马希哲和紫子发。

    一九三三年二月。敌正规军两个营。纠集庙湾等处民团，联合进攻我苏区上、下芋圆村，由于杜衡“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干扰，强迫红军打阵地战，致使红二十六军二团被三路敌军包围。幸亏渭北游击队赶到接应，红二团才跳出重围，转入外线作战。根据地人民在特委的领导下，币只校配台游击队袭击、骚扰敌军，并以各种形式坚壁清野，敌军被我根据地军民拖得疲惫不堪，被迫撤出苏区。

    一九三三年四月下旬，国民党当局委派骑兵团团长王泰吉为总指挥。以正规军四个团、六个县民团的兵力分四路“围剿”照金苏区。中共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二团党委、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特委、指挥部、革委会。领导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在苏区坚持斗争。红二团转入敌后寻机歼敌。这次反“围剿”进行的相当顺利。主要是原为共产党员的王泰吉在进剿中虚与应付，敷衍塞责。不久，这次反“围剿”就在边区军民的奋勇抗击和我地下党的配合下取得了胜利。

    在红二十六军和根据地军民进行艰苦的反“围剿”斗争期间。杜衡从省委返回红二十六军。他无视反“围剿”斗争取得的胜利，“在边区正是群众斗争高涨与游击战争开展的时候”，悲观失望。特别是“在敌人‘围剿’面前表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

    五月二十五日，红二十六军载胜返回照金。为了研究苏区工作，制定红二十六军的行动计划，六月十七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煦金北梁召开党、政、军领导人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杜衡、刘志丹、汪锋、金理科、习仲勋、孪妙斋、李杰夫、秦武山、师克寿、畅文谟、高锦纯、孪秉蒂、惠泽仁、魏武等。会上，杜衡拒绝了刘志丹等坚持陕甘边根据地，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意见，主张红二十六军离开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建立新的根据地，并列举了在渭华建立根据地的所谓优越条件。接着。杜衡不顾“省委、边特委及三原县委的一致反对”。强令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杜衡借口向省委汇报工作，私自离开部队。不久，他在西安被捕叛变，堕落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鹰犬。破坏了整个陕西省委。红二十六军度过渭河后，即陷敌重围，苦战竟月，终败南山。几百名忠勇的红军战士血洒秦岭，幸存的指战员陆续化装返回了照金革命根据地继续战斗。

    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失败后。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处境十分危急。照金苏区军民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紧张地动员起来，在习仲勋和孪妙斋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并先后迎接耀县游击队、王泰吉起义的抗日义勇军和以渭北游击队组建的红二十六军四团等三支革命武装会师照金。

    一九三三年七月，骑兵团团长王泰吉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响应党的号召，毅然率部起义，宣布成立“西北抗日民众义勇军”。之后，起义部队在三原辘辘把与敌遭遇受挫。王泰吉遂率余部退入照金苏区。几天后，义勇军在游击队的配台下，攻战了照金后沟寨子的民团据点，拔掉了苏区内的一大祸患。

    王泰吉耀县起义的同时，中共耀县县委组建了耀县游击队。游击队在进行了打土豪、袭民团战斗后，转入照金苏区。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鉴于土匪出身的三支队队长陈克敏胁迫全队叛变，编制空缺，将耀县游击队编为三支对。

    七月下旬，三原中心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在国民党以重兵“围剿”渭北根据地的形势下，红四团与敌人周旋激战后，也于八月初进入照金。

    三支革命武装的相继到来，壮大了根据地的危机局面，为重新恢复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基础。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四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秦武山、习仲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高岗、黄子祥、畅森、王伯栋、李妙斋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