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工作人员、国际奥委会或医学委员会成员、专门授权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化验室。先开主瓶即A瓶，得出结论，如呈阳性，即发现了问题，化验室将立即通知国际奥委会医委会主席或主席代表，由他们书面通知运动员所属国，确定时间，做进一步分析B瓶准备。B瓶是备用瓶，打开时必须有运动员本人及所属国代表在场，由国际奥委会医委会主席或主席代表监督进行，同时必须更换A瓶化验员换成另一人操作。这些都是合同规定的程序；如B瓶化验结果仍呈阳性，与A瓶相同，即由上述主席或主席代表召集该单项国际体育组织、运动员本人、运动员属国代表，共同开会，对裁罚提出建议，研究处理意见，交单项国际组织执委会讨论通过，并将化验结果和处分方案同时公布于世。由于上述程序十分严格，所以每检测一次尿样都需要经费。按当前国际市场价格，每查一份尿样，有关组织平均投资200美元，加上收集运送等费用，共需250美元。国际奥委会反兴奋剂组织每年耗资巨大，田径单项组织仅在1994年就花掉了24万美元。又因兴奋剂给人类添加了这么多麻烦，各单项组织恼火倍加，所以不断增大了惩罚力度。像田径，原先规定初犯者停赛两年，现在已增至四年惩罚。萨马兰奇把问题来了个大升级，公开呼吁反兴奋剂问题要同各国政府合作，对症下药将了各国政府一军，谁愿意承认本国运动员被查出问题是“政府行为”呢？
治疗毒瘤不能嫌刀快肉疼。我们接着讲马家军的故事。
第一次和第二次飞行药检马家军之后，很长时间没有准确音讯，迟迟不见结果出来。国内反映亦不明朗，人们既不敢乱猜测，又不敢下断言，笔不敢乱写，话不敢乱说。那时的报纸，多以马俊仁打头炮指摘怀疑者开道，反正老马那阵子没有退路，他只能那么说了。《工人日报》一篇文章，笔法有趣，署名张力平，被多方转载，读罢令人联想不少：
……马家军队员尿样的小瓶，很快就被带回国际奥委会设在挪威的实验室，之后便杳无音讯。许多人在焦虑中默默地等待，而迟迟不见消息过来，十有八九没有事了。中国体育官员私下里如此推测，希望最终就是这般结局。没有人敢公开下断言，都怕栽了大面儿。还是瑞典的一家报纸最先捅破了窗户纸，它告诉读者，中国女子中长跑运动员在最近的赛外检查中，没有出现阳性。二月初，中国田径协会负责人在综合了各方面迹象之后，小心谨慎地告诉新闻界：马家军通过了这次药检。……许多人悬在心头的石头落地，以为一切都过去了。可是，反兴奋剂的行家却不这么看。一次通过药检，不等于一生通过药检。那么位杜尼克医生说：“我们必须调查在游泳和田径方面成绩突然提高的原因。我认为，多喝狗肉汤和蛇血还有多吃鳖肉，不能说明这些成绩。”
（见1994年2月23日《工人日报》）
再查《中国体育报》，见到邓学政的报道，笔端也不气粗，小邓写道：“记者多方了解有了眉目，马家军药检——从理论上讲，应无问题。”辽宁记者吉明刚转述了马俊仁的几段硬气话，吉明刚问：“马教练，由于国际田联对马家军的飞行药检结果尚未公布，人们猜测不已，很多读者多次来电或来信询问，有的读者还称，上海某家报纸公开登出马家军此次飞行药检准出问题的消息，请问马教练，本报应怎样答复读者？”马俊仁答：“请贵报转告读者，我们马家军的成绩是由多年的刻苦训练而来，我们从未服过任何违禁药物，因此我们坚信此次飞行检查的结果肯定没有问题，也不可能出现问题。当然，我们非常理解人们的心情，我们自己也一样期盼药检结果早日公布。”许多人读了老马这般说法，也就不愿再想别的，宁可认为马家军什么药也没有吃。过了一星期，吉明刚又发表对老马的访问，马俊仁说：“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因此，我们此次飞行检查的结果没问题是我预料的事。”吉又问：“有人说，这次飞行药检只能表明马家军这一天没有问题，你怎么看？”老马答道：“是的，怀疑者肯定还有，这都是正常的，我们希望国际田联随时随地再来马家军大本营检查，直至全世界的怀疑都消除为止。”
对马家军的前两次飞行药检，就这么平安无事过去了。然而，马家军姑娘们被罪恶的药魔深深地伤害着，先后向我反映和证实此事的有关人员，有王军霞、张林丽、刘东、刘莉、张丽荣、马宁宁、王晓霞、吕亿、吕欧、王媛等老队员，另外，后来在马家军任教不到半年的年轻教练李卫民先生，也谈了一些情况。队医张琦女士则表达了她不尽的苦恼。
现在，我根据录音和笔记，先把队员们讲述的主要内容梳理出一个梗概。九位老队员共同回忆了事件发展概况：
“早些年我们在体校训练，并没有服用过那些药，那时候只听说过兴奋剂这个词儿，据说国外运动员用的贼多。大概是八八年、八九年吧，就知道国内也有运动员开始用了，她们回来说，有利无害就能用，老多队伍都在用，不用不好使。我们心里就觉得人家都在用，咱们再练不也是白练吗？觉得太不公平，心里特恨别人使用兴奋剂。赶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