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些不便于公开写在纸上的东西。如有必要，我们愿意召开记者招待会。在会上，我们九人将向国人控诉马俊仁对待我们的罪行！
在退役的同时，我们提出下列要求：
1.按照规定把我们转成国家正式干部，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比照优秀运动员退役后的安排情况，给予我们合理的分配。
2.请组织安排我们继续学习，带工资上大学，要求最迟不得超过1995年的入学期。
3.我们在马家军奋战了多年，从1993年世锦赛之后到1994年12月11日之前这段时间，国内外各界人士及企业纷纷向马家军赞助的费用很多，如广告费、专利费、出场费以及奖金、奖品等有价商品，都应全部列出清单，开出明细。我们认为这里有我们应得的部分，我们应该得到。这些钱是我们用血和汗换来的，任何人也不应该贪污掉。分配方案应得到队员和家长的认同。
4.最后我们提心吊胆地向领导提出，保护我们的人身安全，防止马导报复行凶杀人。
上述问题解决以后，我们可以考虑恢复训练。但是绝不能让马俊仁指导再介入，如果发现任何可疑之处，立即解散。
我们不难看出，这份报告当中既有九名老运动员理性化的正当的人生要求，又有她们相当情绪化的难以排解的担忧。当我看到最后一部分的时候，我苦笑起来，马俊仁怎么会行凶报复杀人呢？然而这担忧却也说明了姑娘们的某种心态。她们怕老马，怕到骨头里去了，就连老马平时吓唬她们的话语也当了真，实在哀痛至极。
辽宁体育界领导层围绕这份报告中所提出的要求，在队员中做了大量安抚工作，最终使大部分要求得到了落实。于是，马家军全体成员又瓜分了一次队费。这次分钱很内部化，外界没有报道。分钱的原则是按照贡献大小及来队时间长短而定，款项来源自然是马家军的小金库。在老马无奈地同意后，由张娟从大连账号上提取现金，用一个电视机旧纸箱把上百万元人民币装上，运到沈阳去。这些钱大致上包括1994年西班牙马拉松赛出场费、“中华鳖精”广告费、沈阳马氏集团部分奖励费等项目。老马对于这次分钱忿忿然，心疼得咬牙切齿。队员们则认为市场经济劳有所得，属于自己的就要自己管，凭什么握在你马导手中？她们的背后是贫困了多年的父母家庭，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心理大趋势，是某种人生价值的直接体现。为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此处不妨对各人所得款额作一简单披露：马俊仁分得相对高些，为人民币28.5万元，曲云霞其次得21万元，王军霞再其次得20.5万元，张林丽得16万元，张丽荣得14万元，吕欧得12.5万元，其余均不达10万，依次为：刘丽7万元，马宁宁6万元，刘东5.5万元，王小霞5万元，吕亿4.5万元，王媛4万元，已退役的老队员李颖3.5万元，厉建萍、冯文惠、古冬梅各1.5万元，男队员孙日鹏2.5万元，穆维国2万元，宁礼民、张福奎各5000元。全体加一块儿总共分掉了158万元。在讨论分配过程中，在得钱较少的人中间出现过一点小的意见，有过一两次反复。王军霞为了早些了结此事，曾主动从自己所分配的款项内劈出几万元补给了别人，最后得款为20.5万元，使新的小纷争平息在萌芽状态。
我的心情十分矛盾，如今时代包括往后岁月，中国人理应学会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属于自己的自己得，正当的分钱无可非议。而另一方面，这支本来应该连年兴旺发达、逐步从计划经济老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过渡的运动队，过早地分光吃净又是多么令人痛心！
改革开放成就了马家军，马家军中出现的问题又是改革开放时代所难以逾越的。而且问题之严重足以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毁灭得根毛不剩，一切还将从头做起。我们陷入两难。
分钱过后不久，时逢东北财经学院招生，因马家军成员人人算得上“特种兵”，并不费什么周折，新老队员就挂个特长生的名额入学，成了“大学生”。“东财”的校址设在大连，对体育一贯很重视——兵变以来队员们的几项愿望终于逐一实现。
真是关山重重啊！王军霞和她的姐妹们终于在1995年的春天，相互搀扶着走出了凶险的隘口，她们或把钱存入银行，小心地装好存折，或如数交给挥泪嗟叹的父母，嘱咐家里近期要办几件实事，然后她们踏着歪斜跌撞的步履，重新向着久违的跑道奔去。
这一年的3月4日，这群身心交瘁的姐妹们出现在一年一度的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上。去年、前年，同是春风弄柳人声鼎沸，她们以绝对优势连打两届冠军，把日本强手远远地抛在身后。而今情景却惨不忍睹，全队上下连个正式的教练也没有。千里之外，孤独的马俊仁紧皱着眉头，裸露着牙齿咬紧了香烟的过滤嘴儿，一根接一根地抽，他呆坐在遥远的大连海湾，他无言无语，盯紧电视机的画面，静等着这帮不肖弟子们惨败给“小日本儿”的消息，胸中万般苦与痛，又向谁人说？输了！他怒吼一声：又到了1937年哪，鬼子他进了中原！
京都此役，王军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