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开去。感谢这位曾在海军服役多年的退伍老兵，他告诉了我这座灰楼给中国人留下的深痛记忆：
20世纪初期，日本把沙俄战败之后，占领了位于大连海湾的这座沙俄建筑，于1906年改为“大和旅馆”。“九一八”事变后，阴险的日本关东军把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从天津遣送至东北。1931年11月18日到达旅顺，溥仪即被秘密送入这座灰楼中，命溥仪只准待在二楼不准下来半步。日本人就是要控制溥仪这位末代皇帝，阴谋实现成立伪满洲国的罪恶目的。溥仪、郑孝胥等人在此一住就是三个多月，主子与奴才之间达成了建立伪满洲国协议，拟定了内阁成员名单——这一切竟发生在我所居住的二楼上！那一年12月29日，由日军控制的汉奸组织“全满洲会议”，派遣九名代表从沈阳来到这里“请驾”，拥溥仪出任所谓的“新国家”执政首脑。溥仪按照日方预谋，装模作样“婉言辞谢”。至次年3月5日，日军又布置汉奸们再次前来“恳请”，溥仪遂“龙颜大悦”，允诺出班。1932年3月6日，溥仪偕皇后婉容从这里启程，在汤岗住了一夜，次日到达长春，于3月8日举行了伪满洲国“就职典礼”，开始了在日寇血腥刺刀羽翼下的傀儡生涯——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奇耻大辱，悲惨故事，真让人欲哭无泪，欲说还休！这座灰楼就是历史的见证。此外，臭名昭著的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也在这里同蒙古王爷之子举行过婚礼。当年灯红酒热，那分明是中国人喷洒飞溅的淋漓鲜血！
在这座楼里，在暗夜之中，我怅叹，我愤怒，我芒刺在背，直至黎明……我们背靠着伟大的中华文明，当时却不能逃脱厄运。
我们的伟大文化却不能保全一个自家的皇帝。
不是觉醒，就是死去。
知耻近乎勇，讳疾近乎亡。
我们绝不提倡狭隘民族主义，可是当代中国人必须具备崇高的爱国主义和使命感，再造中华新文化，塑造新型中国人，刷新中华民族史，振奋民族新精神，挑战并且赢得21世纪。
就让我们从马家军的成败中，把思考和激情延续下去。
临近尾声，尚有几件事应向读者报告。一是关于曲云霞的现状。后来，在大连我见到她，感叹她决战八运会竟跌了一跤。她慢悠悠地说：干了十几年了，最后一战又给摔了，我遗憾死了。算了吧，我特别想去上学。我说上学好，上学最好。等于什么也没说。她转而述说当年老马邀我给曲家买别墅的事，说那套临海联体的别墅已经归她所有，马指导已经拿出了当年的发票。但是要办理房产证等手续，可能还要花个十几万。另外，当年斯图加特奖励的那台奔驰轿车，也移到了她家的车库。可惜长年闲置，四只轮胎里的气跑光了，电瓶放烂了天天往下滴脏水。
我说：车跟房子一样，不用就慢慢坏了，修修吧！
她说：还得花钱。
我又问她，当初人家给你介绍了沈阳的一位武警军官，印象中挺英俊，不知现在谈得如何，她就埋头一笑：“我们已经登记过，就是他了。”
我祝贺她，请她转致我对她父母的亲切问候。她就说：“老两口一直找不到事做，闲得慌，想挣点小钱又不知该干啥。”我说：把你家车库的后门卷闸改造一下，给小区住户们开个小卖部，萝卜青菜啤酒海带，慢慢来。
曲云霞就发出了真挚朴素的笑意。
第二件事就说斯图加特那三台奔驰轿车，老马、王军霞、曲云霞、刘东，四个人三台车，长期分不下去，打从德国开回中国那天起，小报上议论纷纷就不曾平息过。如今老马继续使着一台，一台放在曲云霞家中，这二人在大连算一档子事，一人一台车。王军霞和刘东在沈阳，守着存放在田径馆里的那台车，也没法儿把车锯开瓜分。最近，在崔大林和北京体育官员主持下，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作用：鉴于王军霞和刘东的强烈要求，鉴于此事已拖了很久，国家体委有关部门与辽宁体委共同协商决定：
一台车，当年的价格是4.7万马克，折合人民币25万至30万元，就照这个价，国家体委出一半，辽宁出一半，凑成一部车钱，交给刘东或者王军霞，一人得钱，一人得车，结束这场旷日持久的纷争。
崔大林对我说：只要国家体委那十几万汇到辽宁账上，我马上凑齐另一半，尽快交给她们，她俩怎么分自己看着办。
王军霞的意见是：要钱要车，先保证刘东选择，我好说。刘东的意见是，看来我要钱比较方便实用些，军霞你决定吧——四份东西四人分，就怎么都好办。
1998年2月中旬，由国家体委田径处出面，把这笔钱汇到辽宁。此事了结了。
在这部书即将杀青之际，北京上层相当热闹。国务院所属各部委的朋友们传来一个又一个权力机构大改革的消息。中央直属机关有十几个部委均在被撤销被重组被合并被精简的范围内。看来朱镕基总理这一次是下了大决心。往后，几十万中直机关的党政干部面临着下岗和转岗，包括上百名副部级以上的官员。司局长一级的官员多得数不清。人们的“官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