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越来越紧迫。按说，姜波、董艳梅等选手现在年龄尚小，到2000年正是为国立功好时光，老马将找不到脱身退阵的理由，又如何向世人交代？天下熙熙，皆为冠军来；天下攘攘，皆为金牌往。在中国，这种状况决非一时半会儿可变。从这个意义上讲，老马他又一次走上了钢丝绳，往后一两年，马俊仁将无可躲藏地活在刀尖上。人人都盯紧了他，这次胜利终是短暂。对于全运会，各省市虽然重视非常，但说到底毕竟是国内练兵，决赛中，好些弊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稀里糊涂也就过去了。奥运会才是真正硬碰硬的较量。有媒体批评老马，说他“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到2000年又该咋办？从老马自身讲，他至今还没有补齐奥运金牌的大空白。
王军霞此次在八运会期间退身休整，她身在外省时尚且轻松，一回到辽宁那个老环境，就烦恼横生，长叹做人真是难乎其难，令她生出了许多担心和忧虑。有人常常对她说：马俊仁能放过你们吗？
写到这里我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马家军兵变大连王军霞率队“谋反”前后，运动员们与老马的斗争是一个特殊阶段，斗争性质和内容，更多地显现了人性呐喊、人身自由这些亮色，革命性倾向明显，贯穿了一条反专制的主线，处处可见人要主宰自身命运的庄严与光辉。时过境迁，三年过去，马、王之间种种矛盾依然尖锐存在，形式上转为冷战阶段，这时我感到了斗争性质的逐渐转化，革命性内容越来越淡而市俗化成分越来越浓。中国近当代历史上几次大的社会冲突似乎也难逃这个规律。马、王双方原先那种红与黑的色彩区别而今被时光涂抹得脏灰暗淡。遥想20年前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冒着极大风险承包土地按了血红手印，盖因其向多年不变旧制度宣战而震撼于世，渐渐地渐渐地，急风暴雨式的较量终于过去，小岗村的乡亲们进入一个表面相对平静的岁月，生活中的诸多矛盾转化为一种中国乡村常见的东西，地基之争啦，婆媳生气啦，妯娌不和啦，叔嫂之恋啦，秋日里谁家丢了老玉米，春光中羊儿吃了小青苗，婚丧嫁娶，鸡飞狗跳，不一而足，斗争的脉络很不清晰。这次我到东北为续写马家军近况而奔走，也就少有了当年采访时那份儿激动。从这部书结构的完整性上看，写到兵变结束，实是最佳。而续写这么一个尾声也好，矛盾的转化扩展了全书主题的外延，深化了我们对中国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平庸的生活里透着深远与永恒，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
这不，马俊仁得胜回辽，崔大林保住了职位，王军霞以静制动，种种俗事儿就随之而来。老马要办的头一件事，就是当年因参与驱阎运动而空手失掉的那个官阶：省体委副主任。这是老马近年来一件丢不掉的心事。
人们还是那句话：老马你当好世界级大教练就行了，为什么总要惦着什么官位？当一个省体委副主任又能怎么样？诸君差矣！在老马思想中，有着根深蒂固的相当中国化的官本位成分。鞍马劳顿，抱病建功，为啥不给我一份酬劳？我们的改革才短短20年，并轨转型的过程尚在进行，计划经济的模式并没有完全改变，回首中国体育界，乒乓球和女排，在计划经济年代打到巅峰，不是也加官晋爵了吗？这才是刚刚过去几天的事。老马常念叨：人家可是安排好了，都在国家体委做高官，马家军功劳大不大？
比他们小不？——我们上溯中国封建社会史，历朝历代，有几个立了大功又志在山野的？加官晋爵耀祖光宗，天经地义人间正道。即使有落魄之人魂游山水，短期内蓬头垢面浮云野鹤，也无非是貌似洒脱而心怀朝政，其实退与进还是连在一起的。在计划经济年代，体育军团立了功，又谈不上奖票子、奖房子、奖职称，自然也就沿袭了过去这一套，奖励一个官职，给了一份显贵的级别，有了比教练大得多的权限。这种惯例在国人印象中是很深刻的，大伙儿觉得合情合理并无非议。老马干的也是同样行当，焉能记得不牢？
老马是农民出身的大名人，而名人未必等同于身份，在中国更不等同于行政级别。老马说来说去，不过一个训练中心主任，天天干的还是中长跑教练的苦差事。老马也是50多的人了，他觉得我为啥不可以要一个身份要一个级别呢？这次他见着我提及此事，满怀欣慰地说：上边已经派组织部门考察了，这回问题不大吧！——我看得出他内心的愉快和企盼。
就老马升官一事，我讨教了八运会后的崔大林先生，问他老马是不是要当省体委副主任。崔大林脑子好，他先不给我正面回答，而是笑眯眯反问我：你对这事儿是啥看法儿？
我说这事儿是个并不新鲜的老话题——从老马的思想愿望上他肯定相当重视，从成绩上比一比，给人家这么个官儿也实不为过。但是大家都希望他做官后仍把精力集中在训练上，行政上的事他未必内行，可以少管甚至不管为好。体育界的惯例只有在大的体制改革之后才能真正转变，只要体育体制没有改变，老马就有理由提出这个愿望，你体委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大家就只好按政府的轨道运行，去争取做官。
崔大林点头称许，他也是一根接一根抽烟：“我早在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