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交融的，非要让种不出来稻子的地方的人天天吃大米，这绝对会把人逼疯。
今人常常讲到少数民族的“汉化”，其实“汉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少数民族一定要“入主中原”。你让他还待在蒙古高原上，然后让他“汉化”，这摆明了是要活活饿死人家。而且历史上所有的汉化都附带着通婚，比如北魏孝文帝改革，让鲜卑人广泛地和人口众多的汉人通婚，慢慢地鲜卑人原有的生活习性就被淡化了。如果人种体质不能改变，马背上的民族跑到中原或者江南还是会有人天天水土不服，唯有“基因改良”，才能保证所有人都能长久地适应新环境、新气候下的生活。但是只要少数民族“服”了，那他们就与汉族人无异，这其实也是一件比较矛盾的事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族人常常是被外来的“汉族人”入侵成功的。
历史上，少数民族对汉地“水土不服”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辽太宗耶律德光，他灭了后晋本来打算就此坐拥中原，但是因为他和其他的契丹人都水土不服，在中原这鬼地方实在待不下去，最终才无奈地北返契丹。归途中由于气候不适，耶律德光染上恶疾，最终病逝于汉地，死后尸体被晒成肉干，下场凄惨。
所以诸多的史实告诉今人，少数民族弟兄们真的不是稀罕汉人居住的地方。特别是长江以南，那地方放不成马养不成牛，没有酸奶更没有肉干。人家之所以要向南发展，就是一种领土扩张的意识造成的。你让少数民族往北走，那离北极圈越来越近，天寒地冻的人家当然不去了；往西发展，那边各方势力错综复杂，到欧洲还得翻越高山，远没有南下汉人的地区更方便。大家都是炎黄子孙，抢了你汉人的地盘也还说得过去。
而且我们观察中国的地势，基本上是北高南低的地形，那么自然而然少数民族从北往南俯冲下来更方便，而从南往北打总是很难。这种说法虽不能够在专业学术的角度上成立，但在历史上确实有一定普遍性。
历史上多数从北往南打的大规模战争基本都是以胜利告终的。隋朝灭陈、金人南下攻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清人平定南明，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而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完全成功的北伐，不论是刘裕还是岳飞，抑或是吴三桂反叛满清，说是往北打了，可是没见哪个最终统一中国，连半壁江山都没能占下。
今天，长城以内的地区基本上都算是过去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汉地的俯冲区，至于朱洪武把元朝人赶跑，那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不单单是军事上的。
少数民族领土意识特别强烈，不容他人入侵，只要是属于自己的土地，一分一毫都会去捍卫。关键人家有军事实力，即使是对人家而言不适合居住的地方，也要扶植听命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来维持其在当地的统治地位。比如宋金对峙时期刘豫的齐国政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扶植刘豫政权其实也算得上是金国人变相治理汉地的方法。这个世界上没有哪次侵略是以屠杀为目的的，暴力不过是一种途径，真正的目的都是治理。治理的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治理，比如清朝，它是一边治理一边将其文化汉化，清政府最后汉化得特别彻底；另一种就是建立二级政权，金国人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因为金人短期内不能、也不愿意快速汉化，所以他们无法直接治理汉地，只能建立二级政权，说起来这还是金国人对汉地百姓负责任的表现呢。不过历史发展到最后，金国人还是严重汉化了，汉化就带来了腐败，整个金国政权最终被消灭。
少数民族想尽各种办法在他们新得的领土上加强统治，这就是因为他们领土意识强。然而汉朝政府就缺乏匈奴人那样的领土意识，尽管汉人的文明看起来更为先进，匈奴文明略显野蛮。
诚然，让野蛮文明占据了更多的土地，对这片土地上的百姓而言算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但在当时来讲，争夺领土本身是没错的，或者说，先进文明有义务对野蛮文明进行扶持，好学生应该主动帮助坏学生的学业，让坏学生也体会到进步的自豪感和好处。
可惜，汉朝政府作为一个勉勉强强的“好学生”，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他们也没有能力去履行他们的责任，他们懒得去管匈奴的地盘，他们的军事实力在匈奴人的兵锋面前也显得太过绵软。
于是刘恒给冒顿回信，言辞恳切地说道：“我十分赞同单于您的主张，您的想法是真正的圣明之君的想法。汉、匈两国一直互为兄弟国家，同甘苦共患难，因而我决定特地送给单于您一份厚礼。
“但是单于啊，违背合约、损害兄弟情义的常常是匈奴那边的人。不过右贤王的事情是在大赦令颁布之前发生的，所以也在赦免范围内，单于不用深究了。
“单于要是真心和亲，就让匈奴弟兄们管好自己，别再挑起事端，要信守合约，不做违约之事。我听使者说，单于征战辛苦，那我就送给单于绣袷绮衣、绣袷长襦、锦袷袍各一件，比余一件，黄金饰具带一件，黄金胥纰一件，绣十匹，锦三十匹，赤绨、绿缯各四十匹，让中大夫意、谒者令肩给您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