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就要夸一夸自己，他才不管别人会不会在背后嚼舌根说他很自恋。
刘邦兴冲冲地让人修建了黑帝祠，命名为北畤，自此“雍五畤”全部建成。同时刘邦还将过去在秦朝管祭祀的官员都召集到了一起，分配给他们新的祭祀任务，叮嘱他们按时祭祀。
刘邦此举奠定了汉朝与黄老宗教的紧密联系，日后汉朝的统治者不断加强对黄老之术的推崇，频繁祭祀黄老宗教中的各路神灵，黄老之术的威望日渐增高。
黄老宗教与汉初政治的结合使得它成为了一种国家宗教，政治性更为明显。同时，黄老宗教还与东汉的道教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黄老宗教在后来被儒家取代后，经自身改造衍生出了道教，与儒家相抗衡。黄老宗教的生命力很顽强，它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历史。
铺垫了这么多，终于要引入正题，回到文帝朝的记述上来，让我们先来看一份文帝前元十三年的诏书：“现在主管祭祀的官员祭祀太一、五帝和其他鬼神的时候，总说是百姓造成了过错和灾难，我认为这完全是胡闹，以后不能再这样做事了。”
诏书下达之后，之前被废的齐、淮南两国所祭祀的山川神灵也被刘恒“接”到了中央政府，来按时享受祭祀。
文帝十四年，刘恒在鬼神祭祀的要求和改善措施方面，又下达了一份更为详细的诏书，诏书中说道：“自打我继承祖宗家业，掌管祭祀天地与宗庙以来，到今天已经走过十四年了，岁月悠悠，我这么一个不聪明不智慧的人却掌管天下事这么久，实在是惭愧万分。我治理的国家社会安定，百姓幸福，这几年庄稼收成也很好。
“我这个人没啥好的德行，凭什么享受这些呢？这都是神灵的恩赐啊。
“所以现在我要增加敬献给神灵们的祭品数量。大臣们建议我应该给‘雍五畤’增加一辆帝王的乘车，并配上全套的车马用具；给西畤、畦畤各增加一辆木雕车、四匹木马和全套的车马用具；给黄河、湫渊、汉水的神灵各加两件玉璧。其他的祭祀场所也要扩大规模，增设祭祀用品。
“过去的君主都是广布恩泽但不求报答，进行祭祀也是为了黎民苍生而非为了满足一己之私。他们对贤能之人的推崇超过对亲人的重视，总是先考虑天下苍生再考虑自己，简直英明无比。
“但是我最近听说，官员们每次祭奠神灵总是在给我求福，而不是祈求神灵保佑黎民百姓。我何德何能啊，真是惭愧不已。像我这么一个差劲的人却在独自享受神灵的庇护，而不能和老百姓一同分享，这实在是罪过啊。我要求以后官员祭祀光向神灵表达敬意就可以了，不要再为我求什么福运。”
这两份诏书中的信息点有三。
首先，刘恒讲到了宗教问题，也就是祭祀。
刘恒的诏书明确表达了对祭祀一事的高度重视。实质上，不论是儒家还是黄老，都是十分看重祭祀的，所谓“儒道同源”，它们都来自于殷周宗教，因而十分注重祭祀，这是殷周宗教的特点。刘恒崇尚黄老，自然也看重祭祀。
其次，刘恒将神灵凌驾于苍生之上。
毫无疑问，这是为了营造一种宗教感，同时让老百姓树立起一种对于黄老宗教的绝对崇拜，而黄老宗教是把握在刘恒手中的。因为黄老宗教的本质是服务于政治，是为了迎合执政者。所以说，刘恒要借助宗教的名义来加强对百姓的控制。
第三，刘恒借机强调了神灵的庇护应当着重在民，一方面是将自己和苍生划清界限，显示出自己与众不同的高贵身份，另一方面也是尊崇黄老所提倡的顺应民意，即顺应“民之自然”，将黄老宗教定位成为民造福的工具。这样一来，作为宗教实际主宰的刘恒，也就自然而然地树立起了为民造福的形象。
刘恒频繁地在祭祀问题上进行调整，这表现了他心中对黄老宗教非同一般的重视程度。然而，文帝时期的黄老宗教却在不知不觉间走上了一条邪路。这份诏书仅仅是一个引子，在它后面，各路牛鬼蛇神都纷至沓来。我们将会看到黄老刑名学是如何在文法吏身上得到成功的实践，也能发现宗教异象背后那些方士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