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一再鼓动刘恒要严厉地抑制商业发展，加大政府对民间商业的干预，这是刘恒不能接受的。一来，商业繁荣才能快速为国家积攒财力；二来，讲贵贱、重农业是儒家的那一套，刘恒信奉黄老之学，尽管黄老之学没有单独提到过对于商业的态度，但是道家既然要顺应“民之自然”，而商业发展又是民间发展的必然，所以自然不能排斥商业。
纵观中国的历史，抑制商业发展一直都是导致社会落后的原因之一。资本的加速流动是刺激生产力发展的最佳手段，尽管传统社会的性质是以王道立基，导致政府不能公开地、大规模地鼓励商业的发展，但社会没有活跃的商业就不会有进步。
刘恒不比贾谊，后者是一头扎进儒家经典里的书呆子，考虑问题都是单线的；而前者作为汉帝国政治的操舵手，不能够单单以某种理论来处理社会所有的问题。
贾谊、贾山的话本质上就是鼓吹独裁。当然，儒家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独裁本身就是儒家的重要理论，这一点我们不能批评贾谊、贾山。但毫无疑问的是，道家的黄老之学远没有儒家那么热衷于独裁。刘恒是开明之君，要用黄老之术治理国家，他是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二贾”的这些主意的。
实质上，刘恒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内还是有效果的。允许民间铸币其实是一种政策赌博，想要让益处大于弊端，就要懂得见好就收，不能让民间铸钱的势头扩大。
这样设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难以精准完成。
果然，刘恒“放线”太长，终于勾住两条“大鱼”，可惜“鱼线”怎么收都收不回来了，他们的分量都太重——这两条大鱼一条叫邓通，另一条叫刘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