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的三分之一，但确实是比过去的荚钱重了不少。
四铢钱依旧是允许百姓自己仿铸的，由此一来，心怀叵测的诸侯王和投机分子也就打起了这行的主意。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吴王刘濞和上大夫邓通——一个是日后掀起吴楚七国之乱的诸侯王，把持着丹阳铜矿；一个是刘恒面前的宠臣，把持着蜀郡的铜矿。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特别强调这二人，意在说明刘恒允许百姓铸造四铢钱的失策。
毋庸置疑，刘濞和邓通确实因此聚敛了富可敌国的财富。按照史书的记载，允许民间铸钱一事发展到最后，天下的铜钱几乎全都是刘濞和邓通这两家铸造的。可以说他们二人垄断了钱币铸造这个行业，铜矿和精良的铸币技术都被此二人垄断。然而反观刘恒改造四铢钱的措施，真的一无是处吗？
不见得。
首先，用铸造荚钱的铜铸造四铢钱肯定是正确的。钱币的质量有了统一的相对较高的标准，可以借此控制货币不再继续贬值，从而维护货币的购买力，最终起到抑制物价过快增长的作用。
其次，民间私自铸钱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文景年间的生产力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可国家要用钱的地方也很多，毕竟刘邦、惠吕留下的烂摊子真是一堆一堆的，中央政府恐怕还没有足够的财力来铸钱，依旧需要依靠民间财力的支持。直到武帝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刘彻下令改铸三铢钱的时候才重新禁止民间铸钱。
既然必须要依靠民间财力铸钱，那么整个产业被刘濞和邓通两个人把控，远比让民间广泛地铸钱要好。尽管这样会使刘濞和邓通两人暴富，但无法否认的是，此二人对铜矿和钱币铸造的把持，使得市面流通货币的质量得到确保，至少质量达到了同一水平，这就不会进一步造成货币市场的混乱。
如此说来，刘恒改铸四铢钱是尽力做了一件好事，至少笔者是这样认为的。可惜，有一个人不买刘恒的账，发表了长篇大论来抨击刘恒的货币政策，此人就是贾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