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外，还有要向天下的百姓表现出他亲民的一面之意。刘恒极力地在代地百姓面前展现自己的成功，进而让代地的百姓得到一种心理优越感、自豪感。中国人就是有这样一种特点：一个村子里走出来一个名人，全村的人都觉得有面子，哪怕那位名人跟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
刘恒此举意在安稳民心。民心所向就是一种肯定，它昭示着帝王的成功。
就当刘恒在自己的“第二故乡”太原国大肆炫耀之时，早已憋了一肚子不满的济北王刘兴居趁着刘恒外出的空当起兵造反了，企图攻入荥阳。
刘兴居造反主要是怪刘恒登基之后没有兑现诺言封他为梁王、封刘章为赵王。刘恒确实是没有兑现诺言，但那是有苦衷的。
一来，刘恒要以大局为重。说实在的，刘兴居、刘章在扶植刘恒登基过程中的功劳压根比不上陈平、周勃。你要是给刘兴居、刘章都封了梁国、赵国那么大的诸侯国，那其他功劳比他俩大的人还不得在刘恒面前闹翻天了。
二来，刘恒要整治诸侯王势力，刚好可以从某个诸侯国里分出一块地方封给他俩，这又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将强大的诸侯国越分越小。而如果兑现诺言，关东诸侯王的实力将更加强大。
所以刘恒当初不兑现诺言的做法没错，更何况那个诺言原本还是功臣集团允诺的，与刘恒无关。
令刘兴居感到遗憾的是，城阳景王刘章已经在刘兴居起兵这一年的农历四月去世了，好朋友不在了，只剩下刘兴居一个人孤身作战。闻知刘兴居叛乱后，刘恒立刻让丞相灌婴停止对匈奴的追击，同时派遣棘蒲侯柴武统领十万人马去迎战刘兴居的叛军，又派遣开国功臣祁侯缯贺为将军，驻守荥阳，防备刘兴居军继续西进。
史书记载刘兴居出兵之前，“……大风东来，直吹其旌旗上天入云，而坠城西井中，马皆悲鸣不进，左右李廓等谏，不听……”（葛洪《西京杂记》）忽然刮来大风一阵，旌旗都被卷到天上，掉进了井中，战马一个个都嘶鸣着，其中包含着悲伤的情绪。周围人都看出这是不祥之兆，劝谏刘兴居不要起兵，可刘兴居已经被自己的贪欲和愤怒冲昏了头脑，起兵作乱。
七月十八日，刘恒从太原国回到了都城长安，紧接着就发了一道诏书：“济北王刘兴居道德败坏，居然敢起兵造反，而且裹挟了济北国大量的官吏和民众。我宣布，济北国所有的官吏、百姓和士兵，在朝廷的大军到来之前，凡是能够自觉从刘兴居麾下脱离，或是能率领军队或城池投降的人，一律赦免他们的罪过，保留他们原来的官职和爵位。过去和刘兴居有过交往但却没有参加这次叛乱的人，也一律赦免。”
同年八月，刘兴居战败被俘，刘恒又下令赦免了跟随刘兴居造反的官吏和百姓，只追究了刘兴居一人的责任。根据《西京杂记》所说，悲愤交加的刘兴居最终自杀而死。
仔细分析刘恒在前元三年七月十八日下发的诏书，以及他对参加刘兴居叛乱之人的处理，刘恒的做法很是宽容。我们有理由怀疑这种宽容是在作秀，但这种作秀至少说明了一点，就是刘恒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在处理诸侯王问题上，要“以柔克刚”。他没有大肆肃反是为了不激起新一轮的叛乱。
纵观文帝一朝处理王国问题的手段，在此之后从来都是以安抚为主，而不再像从前刘邦和惠吕时代那样，有意地去强行打击和削弱地方王国的势力。仔细想想，这除了能显得刘恒宽容大度外，还能让老百姓看到皇上自信的一面，自然也就不再听信诸侯王国的反动分裂宣传了。刘恒通过这种树立德行的手段，在潜移默化中削弱了关东诸侯王的实力。
自刘恒登基以来，整个诸侯王集团和功臣集团已经先后失去了七位诸侯王和列侯。
前元元年的时候，楚王刘交去世，死后谥号为“元”；同年，齐王刘襄去世，死后谥号为“哀”。
前元二年十月，曲逆侯陈平去世，死后谥号为“献”；同年，原来的琅琊王，后来改封为燕王的刘泽去世，死后谥号为“敬”。
前元三年的四月，城阳王刘章去世，死后谥号为“景”；同年，济北王刘兴居去世，史书未载其谥号。
再下来就是颍阴侯灌婴于前元四年十二月去世，死后谥号为“懿”。
截止文帝前元四年，功臣集团和诸侯王集团的主要人物基本上都去世了。周勃虽然还没死，但也赋闲在家。这两大集团的核心人物一散，刘恒的心头大患就已经被削除，天下大势全都被刘恒掌控了。
然而问题并不是完全没有，至少还有一个人，他还是刘恒的对手。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就应该记得，当年有资格和刘恒一同争取皇位的，除了他的叔叔楚王刘交、齐王刘肥的儿子刘襄以外，还有刘恒的弟弟淮南王刘长。此人一直蛰伏，野心很大。对刘恒而言，难保此人不是一块绊脚石。“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刘恒早就算计上了自己的弟弟，然而机会却是刘长自己送上门来的。
文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74年），平日骄横跋扈的淮南王刘长也步了刘兴居的后尘，被控告谋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