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整个西汉年间工商业者所受到的打击在文景时期是最小的。汉初时候，儒家专制主义凌驾于整个社会的体制之上，一套一套讲的都是以农业为本。中原王朝嘛，农耕才能成为传统社会的基础。可是农业和工商业一个讲求“定”，一个讲求“动”，核心思想不同，相互竞争排挤也是必然的，刘恒也无法左右事态的发展。但刘恒以黄老之术、无为而治来维护民间经济发展的相对自由，并以高效的农业生产作为其基石，这种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除了重视农业生产，刘恒在执政之初还广开言路，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文帝前元二年两次日食发生后颁布了一道诏书，除了阐述自己的过错之外，还表明了自己希望广开言路的立场。
第二，文帝前元二年的五月下诏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刘恒说：“古代的明君治理天下，会在朝廷上专门设置鼓励进献忠言的旌旗，以及用来写建议的木柱。这样是为了保证朝廷的清正廉明，鼓励人们进谏。而现在，朝廷设立了妖言罪、诽谤罪，弄得大臣和百姓不能尽情陈述自己内心的所思所想，皇帝不能够知道自己的过失。朝廷连个意见箱都不摆，这样怎么能够招揽到天下的贤能；怎么能聚揽民心，推动政府工作的协调有序进行呢！我宣布，应当废除这些堵老百姓嘴巴的条令！”
刘恒废除诽谤、妖言令意味着解除了言论禁锢。这下子老百姓什么都敢说，什么都能说，再也不会有什么“妖言”“诽谤”的说法存在了，这些说法太伤老百姓那颗热忱的心了。刘恒广开言路，其实也表达了为人君的大度和自信。没有统治者不害怕老百姓随意对他胡说八道的，刘恒敢这么做，就是要告诉老百姓“我对你们有信心哦”。
皇帝“抛媚眼”，士子能人们在民间立马就接了下来。朝廷里面一时间人才济济，意见信成天在朝廷的大堂里飞进飞出，快递公司一年中的旺季到来了。
第三，刘恒听取他人的有用意见。
单单广开言路是不够的。你光让大家伙儿“百家争鸣”，争鸣完了再把人家一网打尽，这完全是阴险的做法。刘恒则不同，他不仅“听”建议，还能够对好的建议“取”。此处就以刘恒接纳袁盎的几次进谏为例。
袁盎是楚地人，字丝，出身于强盗家庭，家世离奇。此人曾经做过吕禄的家臣，后来经过他哥哥袁哙的推荐做了郎中。
当年周勃做丞相的时候，每次上朝总是牛哄哄的样子，而刘恒则一直谦卑地对待他。每次周勃接受完刘恒觐见后转身离开，刘恒含情脉脉地注视着他，目送秋波，心里憋火。
袁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替主子分忧是他们这些大臣从小被灌输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啊！心怀君上的袁盎要点拨点拨刘恒，就问他：“陛下觉得丞相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刘恒答道：“是国家的重臣。”
袁盎说：“陛下此言差矣。周勃不过是一个有拥戴之功的大臣，他哪里算得上是国之重臣。国之重臣要能够与君王共进退，然而在诸吕作乱之时，周勃手握重兵却无所作为；吕后死后讨灭诸吕是大势所趋，周勃不过是顺势而为，只能算得上是功臣。现在丞相居功自傲，已经隐隐有不把您放在眼里的意思，您瞧他那副丑样子，显然是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您一味地谦让他，有失君臣之间的礼仪，您是君他是臣，他不能在您面前趾高气扬，这不合适。”
其实今人可以做一个大胆的猜想：袁盎这是嫉妒周勃，凭什么咱俩同样是刘恒的奴才，你能在主子面前比我有尊严呢！袁盎的进谏除了为刘恒着想外，说不定也有嫉妒心在作祟。
刘恒听完袁盎的意见，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打击功臣集团是迟早的事。袁盎的建议被刘恒所接受，从此刘恒便对周勃严肃起来了。周勃不高兴，私下里埋怨袁盎，对袁盎说：“你哥袁哙和我是铁哥们儿，你小子怎么这么不长眼，在皇帝面前挤对我啊！”袁盎没有理睬，二人从此结怨。
后来有一次，刘恒从霸陵上山，想从西边的陡坡策马下山，这时候就遭到了袁盎的阻拦。袁盎一把上前挽住了马车的缰绳，结果刘恒却讥讽他说：“怎么，将军你还怕了不成？”
袁盎回答道：“我听说‘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圣明的君主是绝不会轻易冒险，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绝不会抱着侥幸心理想着一次冒险不会有事。如今陛下放纵驾车的六匹马从高山上奔驰而下，万一马受惊将车子弄坏，陛下就是自轻自贱，又怎么对得起高祖和高后呢？”
刘恒一听有理，小命要紧，刺激不刺激以后再考虑，于是立刻就停止了这件事。
中还记载了一件事。话说窦皇后后来因病而双目失明，于是刘恒就转而宠幸自己的美姬慎夫人和尹姬。慎夫人一看自己得宠，尾巴就翘起来了，做事讲究排场，一门心思想要取代正宫皇后，因而常常在宫中宴会时和窦氏坐到同一张席子上。
然而等到窦猗房和尹夫人来到袁盎府上的时候，袁盎就故意将慎夫人的席位排到窦猗房的后面。慎夫人大怒，觉得委屈，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