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的历法，每一次改朝换代都要改一次历法，来与天命的改变相呼应。然而，由于刘邦默许了“汉承秦制”，加上他本人又是个大老粗，当年叔孙通为他设置新国家礼仪的时候他就要求叔孙通删繁就简，所以叔孙通大约也忘记了要设置新的历法一事，以至于汉初仍以十月为岁首，跟秦朝一样，这并不符合古代新王朝建立后的规矩。
“易服色”就是更改朝会和典礼时舆马服饰的颜色。由于秦朝按照五行学说将自己说成是水德，所以秦人崇尚黑色。而汉朝灭秦而立，应当是土德，贾谊据此而设计让汉朝人以黄色为尚。
“法制度”就是修正国家的各项制度。“法”不是制定，按照清人王先谦的说法，“法”有修缮、规范之意。汉初政局的凋敝主要就是由于继承了秦朝不完善的政治制度，贾谊此举意在重振朝纲，让汉朝从根本上摆脱秦朝凋敝政局的阴影。
“定官名”“兴礼乐”也就是制定新的官名和礼仪制度。制度都已经改了，那么在官职和礼节上也应该有所变化，此举与“法制度”相配套。
除了上述五点之外，贾谊还提出了“数用五”的建议。关于这一点，史学家们历来说法不一。
颜师古引张晏注曰：“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谓印文也。若丞相曰‘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之。”秦汉史大家陈直也认为“数用五”是“指官印拟改用五字也，汉初公卿太守都尉印文皆四字，贾谊之议未采纳，至武帝时使正式改用”。
根据张、陈二人的意思，“数用五”指的是，所有官印上刻的字都要有五个，此前汉朝的官印都只刻四个字。
然而将“数用五”仅仅当作官印上文字的数量显然不妥。按照韩兆琦先生的说法，“数用五”还可以是表现在礼器、官印等各个方面，而且“土”在五行当中位居第五，贾谊不是要把汉朝说成是土德嘛，这个“数用五”刚好可以与土德说搭配起来。
最后只能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的记载来笼统地解释“数用五”，这应当是指，在礼仪制度等方面都以数字五为数量来规范。
贾谊提出这六点的目的只有一个：全盘推翻“汉承秦制”的模式。尽管贾谊的思路是正确的，然而刘恒却没有遵照他的意见去实行。史书说“帝谦让未遑也”（卷十三），就是刘恒很谦虚，一个劲儿地说自己能力不够，最终没有实行贾谊的计划。
然而笔者认为，刘恒拒绝贾谊的建议并非是因为谦虚。前文讲过，刘恒早年是诸侯王，在整个发动政变登基的过程中也与诸侯王接触繁多，所以刘恒一登基就先拿王国问题开刀，又是招降南越国，又是分封皇子。相较于王国问题，内政改革其实更难实行，因为这其中涉及了刘氏家族内部的问题。毕竟“汉承秦制”是刘邦定下的规矩，刘恒要明确废止这些制度就意味着要公开否定刘邦时期的政策。且不说这不符合古人的思想观念，这样公开明确的做法必然会遭到功臣集团的强烈不满，再者刘邦设置这些制度也是为了保护功臣集团的利益，而且功臣集团对刘邦的个人崇拜极其强烈，此时着手处理内政问题时机尚不成熟。
由此可见，尽管贾谊政治热情很高，但热情终究弥补不了眼光和才能的缺陷，贾谊的政治情商已经低到可以申报吉尼斯纪录了。他这时候还不清楚，自己这通毛毛糙糙、未加深思熟虑的愤青式发言已经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