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恒反过来，让这些人知道可以从自己这里分到利益，他们自然也会去选择支持刘恒，对刘恒和他的新政产生一种信任。
政治博弈本来就是赌博，刘恒很准确地把握了这些老赌徒的心态。同时，刘恒通过广布恩泽的方式来收拢人心、巩固统治，相较于刘邦时代的暴行和高压政策，更是一种进步。
笔者在前文总结了刘恒是如何巧妙地通过分配利益来瓦解“功臣－诸侯王利益联合集团”，还总结了刘恒培养己方势力的做法，这些做法都表现了刘恒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同时也反映出了刘恒在政治上的热心。
刘恒热心政治这一点常常被史学家们忽略。大家伙儿都觉得刘恒讲求的是“无为而治”，“无为而治”践行的是道家思想，道家讲“守静”，刘恒对政治这样世俗的事务在态度上应该寡淡一些。就连太史公司马迁都未能看破这一点，所以才在《史记》中称赞刘恒在执政方面的弱势倾向。
实质上，道家讲求的其实是“无为而无不为”，要求统治者遵循自然规律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真的什么都不做。刘恒在政治方面极高的热情，促使他相较于之前的统治者，能够更多地思考如何处理朝政。刘恒能在功臣、诸侯王、元老、代国旧臣、母族外戚这五方势力之间周旋得游刃有余，至少在方方面面都照顾得到，足见其作为大政治家的素养之高。
刘恒身处于各方势力之间，然而他却从不偏袒于任意一方，而是追求一种利益分配中的相对公平。公平就不会有矛盾，这和无为而治是相契合的，只有顺应了利益分配的规律，才能够将利益分配的公允度做到最大化。所以，无为而治与刘恒的政治热情并不矛盾。
刘恒上述的诸多做法，主要是做给功臣元老、诸侯强臣们看的，那么刘恒有没有为了让老百姓安心、树立老百姓对自己的信心而实施过什么措施呢？
有。
首先，就是前文讲过的，在即位之初允许老百姓聚众饮酒五天，拉拢人心、安抚百姓。
其次，刘恒向太仆（主管皇帝的车辆、马匹）下令，要求裁撤御厩之中马匹的数量。要那么多马他也没地方使，总不能无聊地挨个儿骑一遍吧，索性将多余的马补充到驿站当中，这样做还能在老百姓面前显得他刘恒不贪图享乐。这实质上迎合了老百姓对于诸吕之乱后，能够出现一位励精图治的君主的期待。
刘恒需要底层支持，自然要顺应民意表现出锐意实行新政、整饬朝纲的气象。
第三，刘恒在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的十一月裁撤了卫将军宋昌给自己新增的警卫部队，还在九月和郡国的太守、国相校验了调动军队的虎符和验明使者身份的竹使符。
前者无非在向老百姓展现一种自信和大度。减少护卫意味着减少防范，表达了刘恒的自信以及对老百姓和众大臣的信任。这和秦始皇反差鲜明：嬴政出行前呼后拥，而且还有很多空辇，时时不忘保护自己的安危；而刘恒大度自信，敢于将自己的活动透明化。
刘恒的后一个行动则是确保了国防体系的完善。秦汉时的军队是不能随意听从某个人调动的，想要调动军队，需要将皇帝的半个虎符和军队统领持有的另外半个合在一起。竹使符也一样，一半在皇帝那里，一半在郡太守或王国国相那里，用来验证使节身份的真实性。核对郡国的符节，等于是国防体系的一次自查，这也是为了让老百姓看到国防的安定可靠，让人对国家放心。
纵观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所有的新政都基于许多种信心的结合。这之中包括执政者的自信、人民对于新政的信心、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等等。刘恒深谙这些道理，他即位之初，不论是安抚老臣、分封诸侯、奖赏功臣、安定民心，还是接下来安稳南越国、立皇后、立太子、转化王国与中央的矛盾等措施，都是在树立自己的威望，构建这些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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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