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可就亏大了。”
刘邦最终只是部分地听从了娄敬的意见，刘邦虽愿意与匈奴和亲，但因为吕后的阻挠，他最后并没有派出鲁元公主，而是另选他人代之。
仔细想来，娄敬这招很缺德，不仅拿一个女人的生育功能做政治赌注，而且还撺掇刘邦把汉朝人不用的废品扔给匈奴人。娄敬的方案刚提出来，就有人明确反对。大臣叔孙生认为匈奴方面不会轻易让汉朝这边占便宜。你当匈奴人傻啊，弄不好反倒会让人家以已经结亲为借口来要汉朝的土地。
事实上也确实是如此，所谓让汉家子嗣继承单于之位的想法不过是娄敬个人的一厢情愿。所以尽管施行了娄敬的和亲政策，还辅以徙民实边的策略，但是西汉的弱势地位没有丝毫改变，从来都是被匈奴人牵着鼻子走，人家说和亲就和亲，人家要打仗汉朝这边就慌忙应战。
陈豨和燕王卢绾的先后反叛，曾一度导致汉匈关系紧张。虽然刘邦派樊哙收复了被匈奴占领的代郡、雁门郡、云中郡，但汉军始终没敢越境追击。为啥，还不是因为汉朝在匈奴面前从来就没什么底气么？
刘邦死后，吕后称制，冒顿单于还曾经写信骚扰吕后，用词轻佻，这引起了汉朝众大臣的不满，舞阳侯樊哙甚至扬言要领兵十万踏平匈奴。
然而樊哙的大话却被季布驳斥，理由有二。
一是白登山之围的血泪教训。刘邦跟匈奴打仗带了三十二万人都差点被人家拿下了，樊哙一个屠夫出身，打仗不过是凭借着匹夫之勇，更何况匈奴冒顿单于也是一代人杰，想要靠十万军士扫荡匈奴，这在当时对汉朝军队而言完全是天方夜谭。
二是秦朝由于长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整顿边塞安宁，忽略内地的治理，最终导致农民起义，国家覆亡。汉初的人特别喜欢拿秦朝的事情举例子，凡是秦朝做坏了的事汉朝人是坚决不肯做的，此所谓前车之鉴是也。
吕后最终忍气吞声，以自己年老色衰为由婉拒了冒顿单于的邀请，还送了冒顿单于两辆豪车和八匹骏马，并在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再次与匈奴和亲。从此之后，在汉武帝派卫青、霍去病征讨匈奴，封狼居胥之前，汉帝国一直没有在匈奴面前抬起过头。
匈奴是汉帝国卧榻之侧从未酣睡过的敌人。
事实上，帝国的危机不仅仅来自外部，内政的疲敝如同一颗巨大的肿瘤，时刻有可能要了帝国的命。
刘恒面色沉重地看着远处集市上来来往往的人群，整个浮华的汉初社会下隐藏着社会经济的萧条，体制内的种种弊端……帝国似乎积重难返，犯下的失误覆水难收。二十三岁的他在这么大的负担面前显得太过脆弱，他感到无能为力，改变汉朝衰颓的状况实在太过艰难。
《史记·平准书》说“汉兴，接秦之弊”。汉朝初年一直都继承着秦朝凋敝的政局，这主要反映在国家经济萧条和制度建设不完善两个方面。
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实行了统一货币等一系列经济改革，同时通过聚拢、搜刮六国宫廷的财富，整个中央政府的财富迅速增长，民间经济也有所发展。但在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和项羽称霸之后，大量财富在征战和政权更替中被白白消耗，民间生产被迫中止，米价飞涨，楚汉在荥阳对峙的时候，因为老百姓无法耕种，一石米要万钱。
汉帝国建立之初，国家财资匮乏。天子座驾连四匹同样颜色的马都凑不齐，宰相坐牛车出行。百姓一无所有，日日与饥荒作斗争。“关中大饥，斛米万钱。”（《史记·货殖列传》）一些商贩趁机囤积物资，导致物价飞涨，一匹马要一百金，整个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
危机本身并不可怕，但如果统治者对于危机的处理不能够得当，危机或许就将遏制帝国长久的发展。
刘邦出身草根，大老粗哪里懂经济学，他用收拾军人和政客的办法收拾商人，高压、暴力，全是专制统治者最常用、最简单的解决方法。刘邦不准商人穿丝质衣服，不让他们做官，还规定了极高的赋税，这一切举措都激化了汉初社会的经济矛盾，老百姓生活愈发贫困、生产压力巨大。
帝国政局的疲敝不仅反映在经济发展方面，在政治制度的建设上也有所体现。
刘邦当年起兵时打的是“伐无道，诛暴秦”的旗帜，然而他终归要承继秦朝的天命。刘邦执政时期，整个国家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混乱程度远超秦朝初年，因而“汉承秦制”在一开始就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从刘邦灭秦后在关中“约法三章”开始，汉初继承秦朝制度基本已成定局。
“约法三章”的内容是“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者及盗抵罪”（《史记·高祖本纪》）。这条命令听起来的确是摒弃了秦朝的苛法，但事实上各种犯罪行为十分复杂，这三条粗略的法令根本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杀了人的就被判死刑，那要是人家只是防卫过当呢？这样“一刀切”免不了会惹出些是是非非。
刘邦的“约法三章”一方面是为了稳定民心、树立威信；另一方面其实是默许关中继续实行秦朝的法令。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