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扣留黎元洪专车，索回印信。
有意思的是，黎元洪早就料到这些人会用这招，他在离京之前便把主要的五颗印信交给了如夫人黎本危，而黎本危此时已经躲进了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所以，当王承斌和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带领卫队在杨村车站截住黎元洪的时候，并没有找到总统印信。
王承斌开始还煞有介事的问：“大总统此次出京，是公事还是私事？”
黎元洪答道：“我在北京无法执行职务，所以要移到天津来办公。”
王承斌便问：“既到天津办公，那总统印信何在？”
黎元洪怒道：“你是什么人？敢向总统索印？”
王承斌冷笑道：“我劝大总统还是把印信交出来的罢，免得伤了和气。”
黎元洪起身骂道：“我便不交，你能奈我何？”
王承斌哼了一声，向杨以德努努嘴，杨以德便会意的一招手，随即拥进几十个丘八老爷，一个个拿着短枪，雄赳赳、气昂昂往周围一站，黎元洪和随从顿时大惊失色，以为这帮人要动粗。
王承斌见黎元洪还不交印，便上前一步逼问道：“总统还是赶紧把印交出来，我没有闲工夫跟你扯谈！”黎元洪的随从见势不妙，慌忙说：“王省长别动怒，印在总统府，不曾带来。”王承斌厉声道：“北京已经来了电话，总统府只有十颗不相干的印信，另外五颗呢？在哪里？”
见黎元洪还不吭声，王承斌便命人将火车头摘除，另调来一个营的兵力将火车团团围住，不准进也不准出，直到黎元洪交印为止。
僵持了一个多小时后，黎元洪明白要是不交印的话休想离开这里，只得写下纸条让人送到如夫人黎本危那里，让她把五颗印信交出。王承斌说：“这一来一往岂不麻烦，还是请大总统亲自打个电话吧！”
无奈之下，黎元洪只能在王承斌等人的监视下去车站电话室给如夫人打电话，让她把印信交给参议院议长王家襄。光交印还不行，王承斌在曹锟、吴佩孚的授意下，又拟了一份电报让黎元洪签字，大概意思是“宣告自动辞职，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云云。这一来一往，黎元洪最终捱到凌晨两点多才回到天津私宅。
在后来曹锟紧锣密鼓的进行贿选之时，黎元洪还想做最后一次抗争。当时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孙中山号召反直的议员南下到上海召开特别国会，以破坏曹锟的贿选。当时卢永祥也发出电报，邀请黎元洪到上海重组政府。
但黎元洪到上海后，他发现“反直联盟”虽然欢迎他的到来，但并没有人希望他组建政府，就连卢永祥的那封电报，原来也是安福系政客捏造的。黎元洪这才明白，这次又陷入了一个陷阱当中，这些人只不过是借他的名气来以壮声势罢了。
在曹锟贿选成功后，黎元洪也就对复任总统彻底死心，他随后便以“养病”的名义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半年后，黎元洪回到天津寓所，从此不再过问政治。
从辛亥首义到落寞天津，黎元洪终于走完了他十余年的政治历程，也见证了民国初年政坛的风风雨雨，其间的酸甜苦辣、光荣与屈辱，早已化为往日尘烟。白头黎翁在，闲话说民初，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于天津寓所内，享年65岁。在开祭之日，黎元洪的死对头段祺瑞也亲自前往吊唁，对着遗像“三鞠躬毕，渭然而退，似有无限感慨”。
说完黎元洪，再来谈谈曹锟这个人。曹锟，人称曹三爷，他是直隶天津人，其出身比较贫困，家里有五兄弟，老大曹镇，老二是个女儿，老三曹锟，老四曹锐，老五曹彬，老六曹锳，曹锟后来发迹后，四弟曹锐做了直隶省长，六弟曹锳也做了天津镇守使。
曹锟早年读过一点书，长大后不愿做农活，于是便去保定贩布。曹锟的性情爽直，年轻的时候好酒贪杯，喝醉了便席地而卧，街上的顽童趁机把他的钱偷走，他也不当回事，只是一笑了之。别人告诉他是谁谁谁拿了你的钱，他也不去追问，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喝酒，图一乐耳；别人拿我的钱，也是图一乐耳，何苦再去追拿？”由此，曹锟当时便有了“曹三傻子”的绰号……图一乐耳！
1882年，21岁的曹锟应征入伍，后来被选送到天津武备学堂学习，由此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袁世凯小站练兵后，曹锟前去投奔并当上了右翼步队第一营的帮带。由于曹锟的性格宽厚，喜怒不形于色，从来不与人争权夺利，因此在小站时并不算特别出名。直到同他一起练兵的那些同袍基本上都做过镇统制了，曹锟才在1908年混上第三镇的统制。
好在曹锟一向做事沉稳，稳打稳扎，不像某些人冲动冒进（如段祺瑞），反逐渐成了气候。说句实话，曹锟练兵打仗的能力实在乏善可陈，但他也有一项专长，那就是善于发现人才、笼络人才，因而其门下人才济济，吴佩孚便是其中的典型。事实上，曹锟的成就至少有一半是来自吴佩孚，而吴佩孚对曹锟又是忠心耿耿，决无二心，真正做到了“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地步。
在直皖战争中赶走段祺瑞、直奉战争赶走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