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郭椿森（政学会）、刘光烈（四川）、王伯群（贵州）、彭允彝（湖南）、饶鸣銮（福建及海军）、李述膺（陕西）共11人。
双方的谈判队伍固然强大，但并不团结，也不统一，当时人称之为“南与南不和，北与北不合，南北复不合”，此话倒是一语中的。
在北方的谈判团中，其实主要由安福系政客所控制，他们代表的是段祺瑞和皖系军阀的利益，真正的后台老板是段祺瑞，大总统徐世昌反而插不上手；而南方的代表团更加分散，他们分别代表了自己省份的地方势力，往往各打各的小算盘，唯独在反对段祺瑞的问题上倒是齐心协力，意见一致。
说句实话，大总统徐世昌和内阁总理钱能训倒是希望和谈能有成果，但主导和谈的都是那些枪把子，他们俩夹在中间，谁也不敢得罪，事情确实不好办哪。这不，和谈一开始，南方总代表便提出一个要求，要将陕西督军陈树藩撤去。北方代表听后，颇感诧异，这唱的又是哪一出呢？
原来，南方树起“护法”大旗后，前清举人、老同盟会员、大胡子大书法家于右任便响应号召，潜回老家陕西三原与同志井勿幕、胡景翼、张钫等人策划起兵，拉起陕西靖国军的大旗。陕西督军陈树藩岂容革命党在自己的地盘上撒野，随即便以“剿匪”的名义前来进攻，双方好一阵厮杀，不料靖国军的杨虎城部却十分神勇，硬是将陈督军的威风给打了回去……这位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名扬天下的杨虎城将军，当时才二十五岁呢。
陈树藩是皖系干将，段祺瑞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因而后来便有其他友军开进陕西帮助“剿匪”，但此时正好南北开谈，南方自然是站在陕西靖国军的一边，他们将这个问题首先提了出来……既然是和谈，怎么能让那边还打着呢？这气氛太不和谐了嘛！
北方代表一听也觉得在理，总不能一边战火四起、硝烟弥漫，而另一边绅士们还装模作样的故作和谈吧？这样也显得太没有诚意了。于是，南北双方接受了调停人、江苏督军李纯的意见：陕西境内双方的军队均停止前进，援军撤回，南北双方都派员到陕西监督停战……现在联合国维和搞的不也是这一套？
在陕西暂时停战后，南北和谈步入正题，北方代表提出西南各省撤销军政府，全国归于一统；而南方代表则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公布中日密约等问题。从法统上来讲，北方代表的提议名正言顺，毕竟他们人多省众，又占住北京，还有一个像模像样的国会，由它一统也说得过去。但从道义上来说，南方打出“护法”的旗号，我们又理应支持革命、支持“护法”，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还真是左右为难呢。
北方代表的提议相对笼统，但争的是法统，如孔夫子说的“名正言顺”，南方代表自知不能与之相较，于是便把矛头对准了老段，别的不说，光“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公布中日密约”这三项具体而直接的要求，就够老段喝一壶了。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开始的态度还算和气，他答应接收这些要求并转而请示北京政府。安福系的代表们听到朱启钤的表态后立即跳了起来，他们指责朱启钤过于软弱并威胁说，如果总代表再这么迁就下去，恐怕就不能继续代表北方。
段祺瑞听到南方代表的“无理”要求后，心里也是十分的激愤。他想，中国能成为战胜国，自己可谓是第一功臣，可如今在南方的眼里，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怎么反成了罪过呢？这是何道理？恼怒之下，老段便暗中鼓唆陈树藩继续进攻陕西靖国军，以示警告。
陕西重燃战火后，南方代表愤而指责北方毫无谈判诚意，于是在3月2日通电停止会谈，南北和议也就陷入了僵局。这时，外国公使们看了也很着急，他们再次联合向北京政府提出劝告，而一直关注和谈的社会各界也纷纷呼吁抢救和会，并敦促双方各退一步，以求南北和议能够继续进行。
在各方压力下，陕西方面于4月1日再次停战。一周后，南北和谈的代表也就再次坐到了一起，大家继续谈判。这一次，南方代表仍旧提出之前的几个问题，而北方代表则避其锋芒，提出裁减军队、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经济等相对高尚的问题，双方貌似没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其实说白了，南方代表的要求确实有点过分……直击老段的要害嘛！所谓“不妥协便是专制，不宽容也是暴力”，谈判本是有风度的对抗，你不给人家留余地，人家如何给你让步呢？如果是全盘通吃，那还叫什么谈判！
至于北方代表提出的那些要求，就像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建议”一样，说起来固然是悦耳动听，但说句实话，那都是唱高调，没法落实到实际的。比如说“裁减军队”吧，这事好不好？好得很！但人家一句话就可以把你噎死：“你先来！”
军阀啊，没有枪杆子，叫什么军阀！
既然话不投机，那就换个话题，谈谈国会的问题。正如前文所说，南北双方各有一个国会，南方的“非常国会”原本是第一届国会的一些议员组成，但人数大大低于应到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