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要再闹了！你们都要回彰德去，等着送我的灵柩一块儿回去吧！”
说完，袁世凯便起身回办公室了。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世凯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在被家里这么一闹后，袁世凯从那天开始便饭量减少，慢慢就恹恹成病了。
在各方要求总统退位的声浪中，袁世凯方寸已乱，退位心有不甘，接着开战又有所不能，弄到最后，心力憔悴，他的身体也垮了。到了5月的最后几天，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放弃了对命运的抗争，一命归西。
袁世凯在清末的时候得过软足病，这也是当时摄政王载沣将他开缺的由头。后来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在入宫的时候还需要仆役搀扶。但这一次，袁世凯得的病却是膀胱结石导致尿毒感染全身，原本这个病是不会导致生命危险的，但袁世凯为人比较固执，一直不肯看西医、不肯动手术（大概也是因为发病的位置特殊，羞于启齿），加上帝制后的种种不顺，急火攻心，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的是：“是他害了我！”这到底是谁害了袁世凯，是杨度、袁克定还是他自己，随着袁世凯这么一蹬腿，谁又知道？
事实上，在袁世凯几年的治理后，民国发展已经上了轨道，中央财政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从民国初年的借债度日到每年库存可余两千万元，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可惜袁世凯偏要做什么皇帝，洪宪帝制这么一折腾，这几年的治理成果灰飞湮灭、化为乌有且不说，袁世凯死后的中国更是陷入了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
黎民无辜，受此之罪？
各位，你说做皇帝到底有啥好处？你想那袁世凯袁皇上，从1915年12月12日接受拥戴到1916年3月23日撤销帝制，这洪宪王朝不过维持了八十三天。在这八十三天里，袁世凯既没有举行过登基大典，也没有戴过皇冠、穿过龙袍，搞个百官见面会还偷偷摸摸，胆战心惊，充其量也就是个关门皇帝，结果却落得众叛亲离，声名扫地，更有史书上如潮如涌的千古骂名，这又是何苦来哉？
皇帝啊皇帝，这从古至今，最难做的便是皇帝，你要做得好了，人人景仰，千古一帝；要做得坏了，那可就众叛亲离，身家不保。所以，皇帝的背后，他的名字也叫独夫民贼。与其去做个真皇帝，倒不如去做个风流快活的土皇帝，因为土皇帝没有名号，也就毫无责任与道义，亦不求传子传孙……今朝有酒今朝醉，哪管他死后洪水滔天！
若是抛开政治纷争，以普通人的眼光来看袁世凯的话，这个人还算说得过去。袁世凯出身于一个耕读官宦世家，几代人聚族而居，这种传统的家庭最重“忠孝”二字（这也是袁世凯的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与他断绝关系的原因），所以袁世凯在逼迫清帝退位时也一再以民意为借口，不到关键时候自己不出头，就是为了逃避“逼宫”、“不忠”的骂名。而后来为了当总统、当皇帝，袁世凯也都是通过“选举”、“推戴”、“公决”等方式来进行，至少显得在形式上是合理合法的。
在孝道这个问题上，袁世凯也是无可指摘。他的嗣母牛太夫人、本生母刘太夫人，只要条件允许，袁世凯必定晨昏定省，很能讨老太太的欢心（这大概也是袁世凯能得到慈禧太后宠信的原因之一）。据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回忆说，袁世凯事嗣母极孝，他有个姐姐未嫁而女婿病死，遂终身不嫁，平日凛若冰霜，永无笑容，袁世凯尊敬而畏惮之，就算当了大总统后，每次向姐姐请安也不敢坐下。薛观澜评论袁世凯时，称他“守礼甚严，秉性孝悌，私德无亏”，应当不是护人之短的溢美之辞。
在清末民初的时期，大户人家一般都是妻妾成群，袁世凯也不例外（当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然是腐朽没落、反动至极）。袁世凯一生中有一妻九妾，子女三十二人，这样一个大家庭肯定会很多矛盾，但至少在袁世凯生前，全家人惟他是从，家庭基本维持了和睦的状态（死后姑且不论）。
袁世凯对子女的管教也很严格，他在自己家中设立了私塾，并分为男馆、女馆（男馆由严修指点，女馆也聘请多位才女，如冯国璋之继室周女士），不但子女都要入学，就连年轻的姨太太也要入女馆学习。袁世凯虽然信奉“棍棒之下出孝子”，也没少责打他的儿子（哪怕是成家后也在所难免），但他对子女还是难免舔犊情深。据袁静雪在晚年所作的《回忆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说，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