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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9月3日，《京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万言长文，立马引起了轰动，当时报纸刚出去就销售一空，想看的人买不到报纸，竟然向已购报的人辗转抄读。
第二天，《国民公报》转载此文，但仍旧不能满足需求，几成洛阳纸贵之盛况，而《国民公报》也由此创造了它的最高日发行量。不特如此，全国各报也随后闻风响应，一下子就传遍全国，几乎人手一册，广为拜诵。
这事想来奇了，要说民国初年的资讯也算自由发达，当时报馆林立，彼此竞争不暇，何以会一文惊天下，竟至于一报难求呢？想必作此文者必定来头不小。不错，此人便是年少便已成名的梁启超，梁大才子。
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16岁便中举，后来投到康有为的门下（康老师此时还未中举呢）学习新学，随后又参加戊戌年的维新变法，事败后流亡日本，但仍坚持君主立宪的保皇立场，曾在日本与同盟会的笔杆子们在各自报纸上展开激辩，虽然同盟会有汪精卫、胡汉民诸多人等同时上阵，但梁启超孤身一人，也未曾落得下风。民国成立后，梁启超一度与袁世凯合作，并组建了进步党与国民党相抗衡，熊希龄组阁的时候，梁启超也曾出任司法总长，但在国民党和国会陆续被解散后，梁、袁的“蜜月”也就宣告结束。尽管后来袁世凯邀请他担任参政院参政，但梁启超觉得自己信奉的政党政治无所施展，于是便加以婉拒并去了上海。
在帝制派得意猖狂之时，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可谓是掷地有声，给了这些小丑们一记当头棒喝。梁启超在文章中指出：“君主之所以可贵，主要依赖于历史习俗上的一种似魔非魔的观念，以维持其尊严。这种尊严决不可亵渎，一旦亵渎，势必不能维持。譬如木偶泥雕，倘若放在殿堂中供人膜拜，自能产生灵验，但如果突然有狂生将它拽倒践踏，投到猪圈之中，即使再能修复并重新放在殿堂之中，那也再没有灵验了。如今的君主与共和也是一个道理，一旦共和以后，君主便不再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加上革命家们对君主日夜痛诋，君主在国民心中已经毫无之前的神圣。倘若再返帝政，岂不是从猪圈中将木偶泥雕重新取回？失败是必然的。”
随后，梁启超又讥讽袁世凯言行不一、举止不定：“从辛亥八月到现在，还不足四年，忽而满洲立宪，忽而五族共和，忽而临时总统，忽而正式总统，忽而制定约法，忽而修改约法，忽而召集国会，忽而解散国会，忽而内阁制，忽而总统制，忽而任期总统，忽而终身总统，忽而以约法暂代宪法，忽而催促制定宪法。每颁行一个制度，不到半年又推翻重来，令全国国民彷徨迷惑，莫知适从，政府威信，扫地尽矣。”
梁启超的嬉笑怒骂，不仅将杨度之流的声誉摔入谷底，就连皇帝候选人袁世凯也被打得浑身灰溜溜的，几无面目见人。杨度虽是“旷世逸才”，但这位袁总统的刀笔吏毕竟干不过那位笔端蘸满感情的大文豪、大理论家。据说，袁世凯之前也曾知道梁启超有此雄文，一度还派人以二十万之价格购买（可见筹安会不值钱，尚不如梁大才子一篇文章），不让其发表（倘若成交，想必是史上最贵的一篇文章），但同样被梁启超婉拒。等到袁总统读到这篇雄文，真是恨不得拔出手枪，送他几粒花生米助其归天。
事实上，梁启超并不完全反对帝制，他在文中指出：“如果中国要重返帝政，只有能两个途径，一个是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会一战而霸，功德巍巍（如法国之拿破仑），亿兆敦迫，方可受兹大宝，传诸子孙；其二是经过第二次大乱后，全国沸腾，群雄割据，剪灭之余，乃定于一。”
就这点而言，梁启超的思想和古德诺教授的观点倒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问题是，古教授的但书和梁启超所列的条件途径，当时可曾具备？
不管怎么说，被梁启超的文章这么一搅和，帝制运动的急行军也就不免为之刹车。9月1日，正当参政院要讨论那些堆积如山的国体更改请愿书时，袁总统却突然派出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来到参政院，帝制派人物还以为袁总统亲自派人前来支持，在杨左丞发言前，几乎将巴掌都给拍红了。不料杨左丞掏出大总统的一纸宣言书，待到恭恭敬敬的捧读后，大概意思却是“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更改国体不合时宜；国民请愿须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云云，这下很是给帝制人物浇了一瓢凉水。
参政院院长黎元洪这天却是到会的，他接过杨左丞的话头说：“大总统的宣言书，确为至理”，没想到梁士诒未等“理”字话音落下，便起立大声说道：“大总统的意思，无非是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现在国民请愿，民意却是趋向君宪，本院主张，也应当尊重民意呢。”黎院长被他这么一抢白，正待反驳，底下的帝制派人士们却使劲拍起掌来，震响全院，窘得那黎院长也只好默默退回原座，继续做他的黎菩萨。后来参政院再开会，他也就称病不往了。
其实呢，袁总统的这个宣言书是话中有话，你想他也不是傻子，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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