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袁世凯还在咨文中提出在“公安、防御、灾患”的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分权和制定法律权，只需国会开会时再加承认即可。
各议员见后吃惊不小，袁世凯这提出的几条完全是总统制的规定，甚至与君主立宪制相差无几，这与目前宪法草案中主张的责任内阁制几乎有天壤之别。你想现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经将宪法草案拟定得差不多了，岂肯屈服于袁总统的要求？
当下议员们便对八委员说：“我等正在进行宪法草读，只能由国会议员列席旁听，诸位原本是不该前来的；至于代大总统陈述咨文，更是与约法章程不符，还请诸位自重。”
说罢，议员们竟然撇下八委员，只管自己审核宪法草案去了。八委员本是奉着大总统的命令而来，不想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回去不免气恼，自然在袁世凯面前添油加醋的数落了一番国会的不是，其中也不乏劝说袁世凯乘机解散国会的。
袁世凯听了八委员的回报后，却也在意料当中，他却不动声色，只淡淡的说：“你等不要着急，我自有办法。”
再说国会那边，在受到袁世凯的一番逼迫之后，反而加快了宪法草案的审读进度，没几天宪法草案便进入了二读阶段。袁世凯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宪法草案和《临时约法》无甚大的区别后，随即便发了几通密电，暗暗布置了起来。
数天后，各省都督、民政长与北洋将领的电报雪花般的飘来，一个个都是支持袁世凯的“合理要求”并指责“国会专制”；还有几个袁世凯的心腹，在电报中就直接提出要撤销宪法起草委员会、撤销宪法、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大家散伙算了。
袁世凯接到这些电文，自然是喜不自胜，以为国会就此屈服。不料此时国会议员中还有一些硬骨头的家伙，他们不畏外界压力，硬是在10月31日下午通过了宪法草案的三读程序，并准备交国会公布。由于这部宪法草案的起草主要在天坛祈年殿，因而也被称为“天坛宪草”。
这部宪法草案主要秉承了《临时约法》的精神，共10章113条，其中主张“责任内阁制”并对大总统及其国务院的权力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也有人称其政体为“超议会制”——不言而喻，议会的权力过大而总统的权力过小，怎能不起冲突。
眼看天坛宪草就要公布，这下袁世凯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使出了最后的狠招……釜底抽薪，解散国民党。
这里要插一句。在宋教仁被刺后，内阁总理赵秉钧为了避嫌而称病辞职，当时由陆军总长段祺瑞暂替总理一职。在袁世凯剿平“二次革命”后，便由进步党推出熊希龄在9月11日组阁。熊希龄原在唐绍仪内阁中做过财政总长，这次他挟进步党之势力，网罗了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名流，组成了号称“第一流”的人才内阁，其阵容之豪华，就是国民党也得甘拜下风。
为了搞掉国民党，袁世凯想来想去，决定还是让熊希龄出马更为名正言顺。有人会问，熊希龄是进步党员，他毕竟不是北洋集团的人，怎么就会对袁世凯俯首听命呢？说到这事，有这么一个传闻，说熊希龄在辞去财政总长的时候，袁世凯为了笼络他，特命他出任热河都统，以示器重。
大家想，热河是个什么地方？那是前清皇帝们的避暑胜地，所以熊希龄到了热河后，也就把公署搬进承德避暑山庄内。但是，在这昔日的皇帝行宫中办事，宫中的珍宝太多又未曾清理，不免有些瓜田李下之嫌。
据称，有一次袁世凯的心腹姜桂题来访，熊希龄在好生招待之余，临别时还偷偷的将一把乾隆皇帝的折扇作为私人馈赠送给了姜桂题。姜桂题是个粗人，也不识好歹，他为了取媚袁世凯，回北京后又将此折扇转送给了袁大总统。袁世凯由此派人前去暗中调查，发现避暑山庄失窃了不少珍宝，结果熊希龄便被袁世凯抓了把柄。
熊希龄在得知袁世凯要求他下令解散国民党后，未免也有兔死狐悲之感，因为熊希龄在政治立场上一贯跟随主张政党政治的梁启超，如果今天国民党被解散，那谁又能保证明天进步党不会被解散呢？但是，袁世凯的理由也冠冕堂皇，“警备司令部查获乱党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徐秀均等人来往密电，试图分裂国家”，因此国民党不能辞其咎；当然，最终迫使熊希龄在取消国民党员的议员资格及解散国民党命令上签字的原因，可能是内务府调查热河行宫珍宝被盗的案卷。
这人要是被拿住了要害，好比睾丸被捏，实在是有苦难言哪。
熊希龄在命令上一签字，那边三百多军警早已准备妥当，随后便凶神恶煞般的直扑广安门内大街的国民党北京支部，不仅代理事长吴景濂被当场逮了个正着，其他的职员也通通被关押起来，不得外出。等拿到国民党议员的住址后，这帮军警当晚又按图索骥，分批闯入每个国民党籍议员的家中，第一件事便是搜缴议员证章、证书。倘若议员们稍有质疑与反抗，这帮丘八老爷便拔出手枪，恶狠狠的顶在议员脑袋上威胁。这秀才遇到兵，哪里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等到午夜时分，军警们已经缴得350多件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