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多。在临时主席张继读五党合并及政纲的起草报告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原来，应国民公党的要求，新成立的国民党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参加大会的同盟会知名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听后十分气愤，正好主持合并工作的宋教仁就在这群巾帼英雄旁边，于是在话不投机的情况下，某强悍的女会员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当场便是左右开弓奉送了几个大耳刮子，令会场中的男会员们大骇不已。
不过，好在当时女权主义不甚发达，在随后的讨论是否在国民党政纲中补入“男女平权”一条时，张主席建议以举手形式进行表决，结果极少数女同胞们的玉手纤纤毕竟敌不过男会员的众多粗手，举手者远未过半数，“男女平等”也就暂时顺延。
合并后的国民党干部队伍空前强大，共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桑贡纳尔布九人为理事，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国民党内部又分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5部和政务研究委员会，其中总务部有魏宸组、殷汝骊、任鸿隽等人；政事部有谷钟秀、汤漪、张东荪、沈钧儒、张耀曾等人；交际部有李肇甫、覃振、顾维钧；文事部有杨光湛等人；政务研究委员会有张耀曾、冯自由、吴铁城等。另外，大会还选出29名参议，包括胡汉民、柏文蔚、陈锦涛、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唐绍仪、孙毓筠、谭延闿、尹昌衡、于右任、马君武、田桐等。
在改选结束后，孙中山来到会场并发表演讲，令会场气氛达到高潮。不过，此时的孙中山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因为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并表示自己不多问党务。
短短一年间，便出现了如此多的政党组织和活动，但透过这光怪陆离的政治热潮，后面的隐忧也不容忽视。事实上，这些所谓政党的很大一部分其实难以称为真正的政党，他们的形态其实和历史上的朋党倒是一脉相传。正如当时的《真相画报》上刊登的一副漫画，上面题了这么几句：“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
早在1924年出版的《民国政党史》一书中，作者谢彬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民国初年的这些政党不是政见的结合，而是感情的结合、权势的结合甚至干脆就是金钱的结合，只不过老祖宗之前叫什么君子党、小人党，现在的人套了一个政党的名词。这些所谓的党派，无一不是中上层士大夫的俱乐部（包括国民党在内），他们毫无民众作为基础，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党纲，很多党派对自己的党纲不甚了了，不过是作为点缀和摆设罢了。
另外，民国初年最混乱的便是跨党行为，当时有的人最多可以跨十几个党派，正如后来的内阁总理赵秉钧说的：“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说到这里，怀里揣着8个党证的赵秉钧摸了摸脑袋，对身边的人笑道：“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
在国民党成立后，赵秉钧出任了新的内阁总理，黄兴等人还积极的劝说新内阁成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就连大总统袁世凯也成了他们的拉拢对象。对于国民党的盛情相邀，袁世凯却不以为然（他也同样不懂什么党不党），他对国民党参议柏文蔚解释说：“诸位的党纲，我倒是很佩服，但要让各国务员全部是同党，我却以为大可不必呢。试想一国之间，政党甚多，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纷纷扰扰，争吵不休，于国于民，又有甚好处呢？”由此看来，袁总统不懂民主政治，不懂政党运作，不懂有风度的对抗，这还真是个为人忽视的大问题呢。
按《临时约法》规定，国会选举应当在其施行10个月内举行。对当时的国人来说，政治选举是新鲜玩意儿，但并不是第一遭。早在清末预备立宪的时候，清廷及各级政府已经搞过一次，不过那次是选举资政院议员和各省咨议局的议员，尚不能算国会选举和地方议会选举，最多只能算预演。
临时参议院这次制定的《国会组织法》以美国为范本，国会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的名额为274名，具体分配如下：1．每省10名，分别由各省议会选出；2．蒙古27名、西藏10名、青海3名，分别由其选举会选出；3．中央学会8名、华侨代表6名。这个名额分配既保证了各省的发言权，也照顾了蒙古、西藏、青海乃至学界、华侨的特殊性。众议院的名额则按人口比例，每80万人分配议员名额1名，总计议员596名，由各省组织选出。
饭要一口一口吃，民主也要一步一步来。民国的第一次国会选举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而是带有各种限制的，譬如年龄限制为21岁以上、居住期限为在选举区内满2年以上等。以上还是一般性的规定，最主要的限制在财产、教育和性别方面，其具体规定如下：
凡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子，年满于编制选举人名册以前，具有下列资格之一者有选举众议员、省议员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