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五年的反党集团的结论是错误的，五七年的右派是错划，并决定恢复我的党籍、行政级别，那么我便应该像最早的两次文代会时那样，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与这次文代会，这是自然的。早在六月间，我便向作协党组书面陈述了这一意见和要求，但是没有得到答复。……难道因为我对历史结论有不同的保留意见，就能拖延党籍等问题的解决吗？万一我认为历史结论不合事实被迫做长期保留（这是党章允许的），是不是这些问题就一直不予解决呢？我想这是不应该的。现在离文代会日期不远了。我又一次向作协党组提出这一要求（请参阅附信），并且向您们呼吁，恳切希望得到您们的支持。”
9月，丁玲参加了两个老熟人的追悼会，一个是邵荃麟，一个是周立波，都在1957年的大会上严厉地批判过她。还有一个当年的重要角色登门拜访，康濯来表示歉意。丁玲和陈明像对老朋友一样很热情地接待了他。
国庆节到了，这是丁玲二十多年来第一次在北京过国庆。她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建国三十周年大会，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国庆节过后不久，10月22日，她迁入了木樨地新居，那是一幢高干部长楼，她住在九层，戏曰“九重天”。从此，她居有定所，终于在北京城里又有了一个真正的“家”。
就在她搬家的同一天，中央组织部发出宣干字22号文：“中国作家协会筹备组：丁玲同志的复查结论正在审批。鉴于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开，丁玲同志已当选为代表，请先自即日起恢复其党籍，恢复其组织生活，并请转告第四次文代会领导小组。”
两天之后，张僖来到丁玲的新居，通知她恢复党籍和组织生活的消息。此事丁玲在6月提出，至此已有四个月。
为何最终出面解决的，是中央组织部？黎辛在《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中说：1979年秋初，在一次文代会领导小组会议上，中组部宣教干部局郝逸民副局长转达了中组部关于丁玲问题的两个意见。“他说丁玲的复查结论写出来了，丁玲对结论还有些意见，问题没有最后解决，但右派肯定是划错了，要改正的，中组部提出来让丁玲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并先恢复她行政七级的待遇。丁玲是全国政协委员，已经参加过政协党员会议了。丁玲现在在木樨地分了房子，一个月八十块钱生活费有困难。作协复查办的负责人说，右派没有改正，不好这么做。副部长说，对没有改正的右派不能这么做的，至于中组部有什么意见，请写书面意见给我们。十月中组部来公函，先恢复丁玲中共党员的组织生活。”此处的“副部长”即周扬。当时黎辛是文联副秘书长，参加四次文代会的筹备工作，所以了解内情。
10月30日，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在北京西苑饭店开幕，丁玲以党员作家的身份出席。在同时套开的全国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她当选为新一届中国作协理事，她的票数仅次于巴金，与茅盾并列第二。在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她重新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会议期间，丁玲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劫后重逢，十分高兴，原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和学员纷纷来看她，簇拥在她身旁合影，有田间、康濯、马烽、徐刚、徐光耀、邢野、陈淼、吴伯箫、公木、刘真、张凤珠、李纳、逯斐等，他们依然敬重爱戴他们的老师。
11月8日下午，作代会在西苑饭店会议室举行大会发言，由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李季主持。丁玲来得晚，她在大会接近尾声时，作了长篇发言。这是丁玲复出以后，首次在文艺界大型会议上讲话，听众屏气敛声，精彩处掌声持久不息，场内气氛十分热烈。她说，要是没有我们正确的英明的党，我丁玲这一辈子就没有机会来北京，也没有机会见到大家，我就在这个世界上消亡啦！现在我有发表文章的权利了，很多报社、杂志都来找我，约我写文章，这是我长期以来不敢梦想的事情，我没想到我还能有这一天。她还讲到文艺界的宗派问题，说要是不把这个东西反掉，就很危险。接着她讲了一件事情：“就说派吧，据说是从延安就有了的。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有两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其实，谁有派、谁是派的头子大家心里明白嘛。”
这件事的起因是这样的：第二期《新文学史料》上面转载了香港《七十年代》月刊的一篇访问记《周扬笑谈历史功过》，作者是赵浩生，采访时间大约在1978年夏天。文中引用周扬的话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王实味的文章，丁玲的文章。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情势不满意。特别是丁玲，那时候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自己首先发表文章。这样的现象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