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垦部长王震到八五三农场视察工作，来到陈明所在的生产队。陈明向他汇报说，丁玲也想到农场来，希望王震部长能给予帮助。王震当即爽快地回答：“好嘛，她来，我同意。”当天晚上，陈明就写信将此事告诉给丁玲，随后又写信告诉她来时需要带些什么衣物及生活用品。丁玲接到信，喜出望外，立刻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作协党组，并开始做去北大荒的准备。她的这个要求，终于得到作协党组批准。
5月末，中国作协整风领导小组终于作出《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处理意见为：“开除党籍，撤销作家协会副主席、全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联委员职务，撤销人民代表职务，取消其原来的行政（七级）级别，保留作协理事。”结论末尾有“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郭小川”的印章、“中国共产党中国作家协会总支委员会”的印章。落款日期是5月27日。丁玲在“本人意见”一栏里，签下“丁玲同意”四个字。这份结论还有一个附件《丁玲的主要反党事实材料》，落款时间为1958年2月。
签下“丁玲同意”四个字时，不知丁玲是什么心情。这是对她的宣判，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织对她几十年历史的一个评价，一个总结！这就是她的下场吗？这就是她应得的下场吗？这就是她当初投身革命，参加党，奔向陕北，强忍腰痛写出，所有这一切的下场吗？她内心里一定酸楚，但嘴上什么也没说，只是拿起笔，流利地写下“丁玲同意”这四个字。走出文联大楼时，她甚至感觉到一阵轻松：毕竟结论有了，很快就可以离开北京，去找陈明了。回到家里，她就开始按照陈明信中的嘱咐，收拾自己的行装。
6月1日，她给邵荃麟写信说：“我明天将去农垦部接头，可能最近就能走。我决心好好的去开始新的生活和工作，我必须谨慎的、谦虚的、无我的去从事劳动和改造，希望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一份力。在我走之前，我很想去看看你，你觉得你的身体能让我去么？”邵荃麟出于好心，建议丁玲下去后改一个名字，丁玲表示：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真名真姓，便于群众监督。她不怕群众。
第二天，她去西四的砖塔胡同，从农垦部拿来介绍信，上面写着：“由王震部长指示去汤原农场，具体工作到后再定。”中宣部也给她开具了介绍信，上面写着：“撤销职务，取消级别，保留作协理事名义。下去体验生活，从事创作；如从事创作，就不给工资。如参加工作，可以重新评级评薪。”丁玲看了感到可笑：她是反动右派，下去劳动改造的，哪里还有“创作”的资格？从供给制改为工薪制以后，丁玲响应作协党组提出的作家自给的号召，一直没有领过工资，以稿费为生，连公务员的工资她都是自己付。在北大荒的12年里，她和陈明两人只靠陈明的一点工资，和他们原来的积蓄过活，下去时，大约有三万元存款。
她辞退了王姐，把家里的物品送人一些，卖掉一些，剩下的，全部运到后海南岸大翔凤胡同三号一所院子里，那是两年前花了三千元从马烽手里买来的，有北房五六间，东房两间。当时马烽执意要卖掉房子回山西去搞创作，听说是丁玲要买，当即把买房的契约找出来给陈明看，说：“契约上写的多少，你就给多少好了。”连装修的五百多元钱都没算，平价进平价出，一个子儿都没多要。多福巷是作协的房子，要交还给作协。她暗自庆幸：幸亏当初买了大翔凤的房子。
东西运走了，院子里空荡荡的，有生命的东西，只剩下那两株海棠和一架葡萄，它们在微风中摇晃着叶子，是向主人告别，还是舍不得她走？丁玲坐在葡萄架下，还想一个人再多呆一会儿，1951年春天她从东总布胡同22号搬到这里，整整住了七年，这里有太多的笑声、欢乐、亲情、友情，也有太多的烦恼、痛苦和哭声。此时她忆起许多往事，想起远在北大荒的陈明、远在苏联的祖林祖慧，想起和他们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和妈妈度过的日子。那样的日子今后再也不会有了，这个院子今后她再也不会来了。她要和北京告别了，她要和欢乐告别了，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只保留在记忆中了！
6月12日，丁玲登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她自己花钱买的软卧。作协派一名转业军人“护送”，他的软卧车票也要丁玲付钱。
她在哈尔滨停了几天，见到省文联主席延泽民，他很热情，很关照，主动自我介绍说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和陈明是同学。丁玲还遇见了陈沂，原总政文化部部长，现在也是右派分子，下放到齐齐哈尔去监督劳动。齐齐哈尔在哈尔滨的西北，密山在哈尔滨的东南，他们不在一处。两个人没有多少话好说，此情此景，丁玲蓦然想起白居易那句诗：“同是天涯沦落人”！
6月末，丁玲到达密山。王震在铁道兵农垦局接见她，热情爽朗地大笑着，鼓励她说：“好好劳动，好好改造，过两年摘了帽子，给你条件，你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愿意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这里的天下很大，我们在这里搞共产主义啊。”几天后陈明也从八五三农场赶来。经王震安排，他们在汤原农场安家，那里的条件比陈明所在的新建队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