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接受党的监督，我们明天难道不会成为丁玲冯雪峰吗？”他还讲了一件事：1946年8月在上海，陆定一给了他一本《解放区短篇创作选》，他读完12个短篇后，写了一篇文章，其中说“丁玲是国内国外所熟悉的我国有数的名作家，但她的这篇作品和其他的11篇比较起来，在手法上无宁是有逊色的。”丁玲的一篇是。郭沫若说，“我那篇读后感，丁玲一定是看见过的。她给陈企霞的信上说‘让郭沫若去领导读者’吧，也许就是她回敬我的一枝箭。我就领受到她的这一枝箭吧，不管是冷箭，还是令箭。”
下午，“二时半开会，茅盾讲了很久，约1.5小时，巴金只十多分钟。陆部长近四时到。老舍讲了一段很精彩的话，语言新鲜，意见尖锐，只多少有些油滑之处。……六时会议结束。”（郭小川日记）茅盾的发言题目是《明辩大是大非》，巴金、靳以联合发言的题目是《永远跟着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前进》，老舍发言的题目是《树立新风气》，他说，“丁玲同志，您一向看不起我们，今天依然看不起我们。您的优越感使您在交代自己的罪过的时候，还想要向我们示威，叫我们看看您怎么心细如发，会作文章。您有些才华，但是若把才华用在开脱自己，掩饰罪行上，那就只能落个聪明反被聪明误。”
陆定一讲话强调了作家的思想改造，说文艺家的工作方式是手工业的方式，容易产生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作家又容易出名，就容易骄傲自满，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作家应该彻底改造思想，把“我”放在集体之下，把人民群众、党的事业放在最崇高的地位。他说，属于资产阶级右派的知识分子，有些人在组织上入了党，但即使经过了共产党的长期教育，也不能把他们改造过来，冯雪峰、丁玲就是这样的例子。此外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培养出新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知识分子，像曾彦修、钟惦棐、陈涌、刘绍棠、郭维等。
周扬的长篇讲话是16日和17日分两次讲完。黎辛回忆：周扬做报告时说，对文艺界的右派分子要敢斗，会斗，只有敢斗会斗，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外国有句俗语，说笑要笑到最后，取得最后胜利才笑得最好。周扬这几句话在文稿发表时没有收入，但当时讲得大声而潇洒，到会的一千二百多人都听到了的。韦君宜在《思痛录》中说到周扬的那次讲话：“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感。’”龚育之也说过：“正是在这些会上，我亲见了周扬疾言厉色，咄咄进逼，令人可畏的一面。”（《几番风雨忆周扬》）
9月24日下午，陆定一要刘白羽、郭小川把自己的讲话编成一个稿子，供《人民日报》和《文艺报》发表。后经记者整理，陆、周两人的讲话消息发表在9月27日《人民日报》。
后来，周扬又把自己的讲话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十分赞赏，11月24日批示：“即送胡乔木同志转小平同志：此事前日和你顺便谈过：应印发给以小平为首的会议各同志，作一二次认真的讨论（事前细看周文），加以精密的修改，然后发表。发表前可送我看一次。会议讨论时要有周扬和其他几位文艺领导同志参加。此事请你告小平办。”“这是一件大事，不应等闲视之。”此后周扬反复征求意见，并找林默涵、张光年等进行了较大修改，由他定稿，题目改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58年2月24日，周扬将《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几处改动，给林默涵写信说：“此文写得很好。我作了几处小的修改，请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艺报尚未付印，最好将此文在文艺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报纸排出清样后又送毛泽东，他于2月27日在清样上用铅笔批示：“退林默涵同志：有一点修改，请酌定。”
《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发表于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报》和3月11日《文艺报》第五期。毛泽东修改时加写了一些话，其中最著名的一段是：“在我国，一九五七年才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一次最彻底的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给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以致命的打击，解放文学艺术界及其后备军的生产力，解除旧社会给他们带上的脚镣手铐，免除反动空气的威胁，替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开辟了一条广泛发展的道路。在这以前，这个历史任务是没有完成的。这个开辟道路的工作今后还要做，旧基地的清除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文学艺术要建军，也要练兵。一支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文艺大军正在建成，它跟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军的建成只能是同时的，其生产收获也大体上只能是同时的。这个道理，只有不懂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才会认为不正确。”
在1958年5月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向与会者介绍两篇文章，一篇是《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另一篇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