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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丁玲的发言就遭到了批判，被认为太空洞，谈的都是生活琐事，未谈如何串联和煽动旁人反党的问题。张天翼、艾青、沙汀的联合发言说：“丁玲同志，我们把你当作老同志，我们对你是关心爱护的，党也是一再保护你。……希望丁玲同志能真正克服自己的错误。”
接着陈企霞发言，态度明显转变，说他已到生死关头，再不抵赖了。田间的夫人葛文发言证实说，曾经听丁玲讲过要登报声明退出作家协会。
每次大会，都安排一个重点发言，这一天的重点发言是刘白羽，他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从五时讲到七时半，郭小川称之为“很好的发言”。
刘白羽沿用了周扬7月25日的讲话思路，说丁玲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党不忠诚，三十年代在南京、四十年代初在延安、全国胜利后在北京，几个重大关键时期都是不忠诚老实。刘白羽引用了国民党特务机关一本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中的几段话，以证明她写的受到敌人的欢迎和利用。刘白羽说，全国解放后，丁玲的骄傲自满达到相当的高度，对她说一点不顺耳的话也十分困难，丁玲问我对《记游桃花坪》的意见，我婉转地说不如《粮秣主任》，可是她马上说谁谁说比那篇还好。她对茅盾、老舍、巴金等党外作家常常不尊重，对党内作家也不尊重。
刘白羽也做了一些检讨，他说：作为五人小组、党组负责人，“我的缺点主要是‘左’的错误，特别是肃反期间我有偏激过火的地方，斗错了、斗重了一些同志，我个人都负有责任，应当向他们赔礼道歉，特别对李又然同志的隔离，我曾经在肃反总结会议上道过歉，也曾两次到他家去道过歉，今天我还向李又然道歉。另外，也有一些善后处理不完善的，比如对厂民（严辰）同志的斗争就是这样，没有把审查结果在同样规模的会议上加以宣布。今天我就代表五人小组在这个会议上宣布，厂民同志政治历史上，经我们审查清楚没有问题。由于我个人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使一些同志受了委屈。我在现在以至将来，对这些同志都是永怀着歉意的。”他还特别提到，“在党内对丁、陈进行的政治思想斗争方面，我们也不是没有缺点和错误，比如对匿名信的追查。……还有，就是当时对有些材料的查对复审不够，材料中有夸大的地方，这都表明我们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刘白羽为1955年和1957年两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自己对于丁玲等人造成的伤害，同样“永怀着歉意”。1984年8月中组部《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下发之后，8月21日下午，刘白羽专程来到木樨地丁玲家中，想为自己当年的错误表示道歉。他刚说了一句：“我请罪来了！”丁玲立刻大度地截住他的话头，不让他再说下去，接着便转了话题，亲热友好地交谈起来。从此，丁玲与刘白羽恢复了从延安时期建立起来的友谊。与刘白羽相识多年、90年代初期曾经担任过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马烽， 2001年底在一次谈话中称，刘白羽在50年代的一些表现都是“奉命整人”。
8月1日下午，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举行第九次会议。曹禺第一个发言，他讲得很实在，说：我是一个刚入党的党员，这次会上揭发的事情叫我震动、愤怒。我第一次参加这样大的党的会议，被批评的是我认识的人，又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蜕化到今天这样的地步，使我痛切感到，高级知识分子必须要彻底改造，入了党更要继续改造。我对丁玲、陈企霞两同志真是感到非常失望。丁玲有才能，能写作，办事也很能干，这是我的印象。丁玲同志是老作家，老党员，过去我对她的期望是大的。但我也觉得她骄傲自满，很不谦虚，喜欢有一堆人捧着她，围着她转。我和她在莫斯科时，她得了斯大林奖金，她很高兴。我也为她高兴。她对我说：“以后要写几本好书了，像托尔斯泰、高尔基那样的多写几部。”一个作家想写出托尔斯泰、高尔基那样的书当然好，但是我觉得她的口气里有一种过于自负的味道。我诚诚恳恳地希望丁玲、陈企霞两同志转过心来，下一次大决心，再做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