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经过斗争不能团结。2、还有一部分人，和错误思想有共鸣。文艺界右倾思想有滋长，是极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个人放在党的上面。丁和陈，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丁玲不是普通党员，一度掌握大权，但一贯骄傲自满。丁对前年的会，开始态度是好的，说党挽救了她，当然是被迫讲的。只有经过斗争，才能按党的原则把文艺队伍团结起来。发动这个斗争，是邵荃麟、刘白羽的功劳。
二、斗争的优缺点。斗争的缺点和错误，我负主要责任，如全错，我负全责。把有些同志搞错了，搞重了，缺乏治病救人。丁和陈是反党情绪的宗派结合，不是工作关系。《文艺报》是独立王国，丁起了支持作用，没有丁，陈搞不起来。当时认为是小集团，后来有反复，现在仍未做结论。反正他们搞了一些人，不听党的招呼，只听个人的。对李又然的隔离很草率，李的思想是有害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但对他隔离是错误的，这一点我应该道歉。对陈企霞的隔离也错了，凡是搞错的，都诚恳纠错。对丁玲，没有在会上提出历史问题，也是对她的保护。给中央的报告，基本情况是对的，某些事有出入，有夸大，判断不当。文讲所不是独立王国，也有成绩，也和丁、陈有关，但不能因此便说没有错误。过去我和丁玲不融洽，这和作风上的毛病也有关。我和丁玲在上海时是一般同志关系，到延安，关系不好，一个在鲁艺、一个在文抗，或者双方都有宗派情绪，责任谁重，可以研究。解放后，丁玲有进步，顾大局，接近人，对丁玲的工作（文学方面的）我未管，我搞文化部，宣传部分工是乔木。丁玲的缺点错误当时我也看到，如她为文讲所的事很激动，后来感到她的态度不对。二次文代会，有些意见争论，我不愿展开，怕伤害团结，这是对党不负责。刘白羽批评我，我记得很深。那时只求团结，不讲批评。反胡风斗争，有人提材料，我感到丁玲对我不是同志式的态度。斗争会后，没有继续做团结、善后工作。丁玲对我的情绪也有抵触。斗争中揭发的材料，要冷静分析、全面判断，如对文讲所，否则很容易犯错误。我对同志关系，政治上要求不严，对自己也不严。我对党是忠实的。主席也批评我不尖锐，在原则问题上不尖锐，实际是政治上的软弱。我的教训，一个是尖锐，一个是实事求是，对人平日的关怀没有，帮助没有。丁玲平日对人关怀，但在政治上腐蚀了别人。但我没有小圈子，就是没有。
三、关于丁玲的错误。丁、陈的错误，主要在对党的关系上，丁玲对党不忠诚，或不够忠诚。为了帮助丁玲，我讲点材料，她在三个时期没有很好经受考验：在南京，在延安，在北京。在南京，这是最严重的考验，丁没有经得起，最后屈服了，跟叛徒一起，而且给敌人写了东西，这不是变节是什么？冯达不只是叛徒，而且是特务。徐恩曾是第一流大特务。为什么敌人那么好，她离开南京很自由，敌特不追究。（给敌人写条子的事）到了延安以后隐瞒七年之久（1936——1943年），延安审干时才讲了，这是对党忠实吗？丁对党大不忠。1942年边区革命处于困难时，王实味的文章是丁、陈登出的。丁还写了，跟萧军搞得那么好，不能解释。丁玲什么时候检讨过？特务机关登，当做材料，这能说“忠诚的问题解决了”么？全国解放后，丁玲到北京，身负重责，得奖，但骄傲自满，凌驾于党之上，培养个人势力。文艺整风动员会上丁的讲话，当时感到气焰不对头。《文艺报》办起来，是丁玲的功劳，反《武训传》，她是积极的。丁玲说“《文艺报》是我们几个人办的……”这种气氛就是个人中心。批评丁玲之前康生问我：为什么丁玲的杂文老是“我”字？就是个人突出。丁玲在精神上支持陈企霞，表面要陈检讨，内心的声音是另一套：《文艺报》倒霉，整了陈也整了我，就是有不满情绪。陈的反复，原因就在丁的支持。从整风到检查《文艺报》，有一股味道，就是碰不得，作协领导不能碰，中宣部也不能碰。“一本书主义”是有的，不在于讲过话，而在于思想。说自己是“靠苏联吃饭”，对吗？国际主义是这样么？这不是“一本书主义”是什么？说“周立波是朝里有人好作官”，我什么地方特殊照顾了周立波、赵树理？自以为是大作家，有本钱。根本问题就是个人主义。丁玲在这三个阶段都没有经受住考验，对党不忠。
四、团结问题。要团结不能没有斗争，不能一团和气，不能温情，不能无是非。什么良心、公正，是资产阶级的滥调。先搞大是非，后搞小是非。
张光年发言，讲到6月份的前三次党组扩大会议说：丁、陈没有自我检讨，反倒追查，把前年的会描写为一塌糊涂。前年反胡风，是有反党暗流，自由主义严重得很，匿名信是向党挑战。前年的会是党内的批评、斗争会，批判了反党暗流、宗派活动。后来调查的结果，很多材料确有其事。丁玲长期的反党情绪，一有机会便流露。为什么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再不要不老实了。
田间发言：我同意周扬的发言。文艺界不团结，丁玲、陈企霞、李又然这些人要负责。很早以前丁玲对我说过，周扬不好团结，不止一次。批判胡风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