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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在1957年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全国政治斗争的大气候，六月份的三次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是整风运动的产物，后来会议方针的逆转也是反右派斗争的必然结果。李之琏说：就在作协党组扩大会上批评领导的意见太多，开不下去，寻找出路而不得的时候，“‘反右’斗争的开展就提供了一个机会，于是借以进一步批判丁玲等向党的新‘进攻’似乎就有了根据。”这真是在关键时刻，扶了岌岌可危的周扬一把。
党组扩大会议休会，就是一个转折的信号。这很可能是陆定一的意见，因为他对会议的倾向极其反感，不能够容许这种情绪再发展蔓延，他已经在考虑，丁陈问题是不是属于“反右派斗争”的题中之义呢！
6月14日上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的次日，邵荃麟、刘白羽冒着大雨，应约去见陆定一。下午三点，郭小川去见刘白羽，刘白羽告诉他，“定一同志坚持地认为丁陈是歪风的代表，主张展开一个斗争，坚决把文艺界整顿一下。”郭小川听后很兴奋，认为“对丁、陈问题的处理有个眉目了，我一定迎接这场暴风雨，我把丁、陈看成党内的右派。我一定准备意见去迎击他们。”
问题越来越明朗了。“丁陈是歪风的代表”，还要“展开一个斗争”。6月8日和6月14日陆定一的两次讲话，实际上已经定下了调子。接下来的几天，中宣部紧锣密鼓地开会，统一对丁、陈问题的看法。周扬们开始反击了。
6月16日是星期天，下午四时，中宣部领导找中国作协党组领导开会，讨论丁、陈问题，参加人有陆定一、张际春、李之琏、张海、崔毅、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人到的很全。周扬首先发言，他很激动，讲了作协召开的三次党组扩大会的情况，认为会议的气氛很不对头，是一股歪风。接着陆定一讲话，他说，看人要看关键，现在党内外有股右的潮流，显得十分猖獗，我们的目的，就是把它放出来，然后给以还击。他认为，丁玲、陈企霞对党是不忠诚的，陈企霞如果还要坚持错误，就应当坚决把他开除。接着其他同志发言，郭小川很激动地说，中宣部应当考虑一下，如果是右了，就应当下决心纠正。陆定一、周扬、刘白羽发言时都批评了李之琏和中宣部机关党委，认为他们那里有一股右的潮流，影响了很多人。会议一直开了三个多小时。
大概就是在那次会议上，周扬向陆定一提出，他对去年年底由张际春签发、上报中央组织部的丁玲历史审查结论，有不同意见。于是陆定一指示李之琏同中组部联系，要求把那份结论报告退回来。6月20日，中组部致函中宣部：“中央宣传部：兹将《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退回，请重议。”
第二天晚上，邵荃麟、刘白羽、郭小川又去中南海陆定一家里，继续研究反丁陈的斗争部署。郭小川提出：“丁、陈是右派，应当当作右派来打。”陆定一说：“先不要定，斗斗再看。”邵、刘也都同意这个意见。当时对于如何划定右派，中央尚无明确的意见。郭小川在陆定一家里，第一次读到那篇著名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中国作协的事情，也在起变化了。
整整过了一周，6月24日上午九时，中宣部又开会讨论丁、陈问题，参加人员与上一次大体相同，但这一次是部长办公会议，更加郑重其事。这次会议实际是冲着张际春、李之琏等人去的，是周扬、刘白羽们长期对于中宣部党委会耿耿于怀的一次反击，但他们不敢碰张际春，只敢批李之琏。他们在16日的会上，已经表示出对李之琏等人的不满，但还没有那么锋芒毕露，这一次会上则火力十足，全面出击，矛盾公开化。
会议的气氛有些紧张，李之琏、崔毅首先发言，谈了在丁、陈问题上与中国作协党组领导的分歧意见。接着，刘白羽、周扬谈了对李之琏的意见，主要是：一、对丁玲历史结论的不同看法；二、对丁、陈两个人的看法；三、对在处理丁、陈过程中，机关党委的肃反总结有意见。肃反总结的事情是这样的：1956年12月李之琏作的中宣部肃反总结中曾经提到，“在肃反斗争中，不应当搞什么党内斗争、思想斗争。”这意思是说，1955年的反丁、陈斗争是不合时宜的，因此招致一些人反对。张际春是中宣部肃反小组组长，他支持这个总结。
周扬提出：丁玲陈企霞在作协党组会上向他提意见就是闹翻案，作协的干部对1955年批判丁玲不满，就是替丁玲翻案，这种翻案活动，都是机关党委调查核实丁玲问题时鼓动起来的，他还说，对于中宣部1956年10月作出的丁玲历史审查结论，他一直有意见。周扬的发言，引起张际春的激动，他站起来，指着周扬说：你愿怎么说就怎么说吧，谁知道你在搞什么哟！讨论丁玲历史结论时，你们都同意的，没有反对意见才上报中央的，现在你又不同意了，有什么根据？由你要怎么说就怎么说吗！为什么你们现在又提出不同意见，为什么当时在会上你们有话不讲，难道这是搞儿戏吗！周扬、刘白羽也激动起来，双方争辩了好一会儿，场面一时很紧张。最后，陆定一出来打圆场说，对丁玲的看法要有一个过程，有些问题可能当时没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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