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的谈话，你回去千万不要对别人说！暂时也不要采取任何措施，例如抽掉某些稿子，这样会引起怀疑的。’我知道他马上要出去，就连忙告辞了。”（《风雨年华》）
倒霉的黄秋耘，刚刚按照整风精神写了一篇措辞尖刻的《刺在哪里》，批评文艺界领导人，此时刊物已经付印，他想撤回也来不及了。不久，中宣部下发了10个准备批判的言论集，黄秋耘名列其中。
显然，周扬在电话里告诉邵荃麟的，就是毛泽东决定要反击右派，就是《事情正在起变化》。当时，《事情正在起变化》只是发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圈子很小，依丁玲当时的处境，她绝对没有阅读的资格，即使看到了，她也不会想到与自己有什么关联，她决不会把自己同“右派”联系在一起。
就连党组副书记郭小川，也没有听传达的资格。周扬给邵荃麟打电话那天晚上，他很闲在，写了几行诗，读了一会报纸，十时半睡下。一个月之后，郭小川才在陆定一那里看到这篇文章。
为什么传达范围如此小，保密程度如此高？《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中宣部主要领导读到这里，会意地笑了，或许会想，让丁陈再猖狂一个时期吧，让他们自己去走到顶点吧！
6月8日之后，整个政治形势急转直下，丁陈问题的讨论处理也随之升级了，中央书记处直接过问此事。李之琏说：“从此，对丁玲、陈企霞问题如何处理，不再提交中宣部讨论，由部长直接向中央书记处去请示。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去参加中央书记处的会议。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下，别的议题结束后，由陆定一汇报丁玲等问题的处理情况。他没有讲两年来全面的处理经过，只说中宣部在处理丁、陈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按原来中央批准的结论处理；另一种意见是以张际春和李之琏为代表的主张改变原来的结论。彭真听了部长的汇报后，急着插话问：‘周扬怎么样？他也要翻案吗？’部长没有正面答复，只含糊其词地说：‘周扬没有什么不一致。’……邓小平同志最后只表示：‘意见不一致可以讨论，党内民主嘛！由你们宣传部去讨论好了。’”“中央组织部安子文部长也参加了这次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会后，他把我找到中组部去问明情况。我向安子文又介绍了分歧所在和发展经过；说明张际春和我认为，主要是1955年批判丁、陈所揭发的事实同1956年处理时调查的结果事实不符，不应按原来的定性处理，这是部长了解并同意了的，现在他又不承认了。安子文听后告诉我说：对丁玲问题的处理还是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还表示，他将再向彭真去反映。”
这一段话透露了上层对丁、陈的态度。
陆定一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彭真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陆定一的汇报是有倾向性的，彭真的问话也是有倾向性的，他们的倾向是：中央批准的报告不能改，否则便是“翻案”。在反右派斗争中，翻案意味着什么，谁心里都清楚。
当时，反击右派还只在党的最高层悄悄地酝酿部署，全国人民的中心工作仍然是整风。6月13日下午，中国作协重新讨论处理“丁、陈反党小集团”问题的党组扩大会议在休会五天之后，召开第三次会。
邵荃麟首先发言，增加了“反击右派”的内容。他说：最近整风深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反击右派言论，因此整风也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在这个斗争下面，党内团结更有着重要意义，讨论团结问题，必然会涉及到党组的领导问题。由于六月下旬要开人代会，因此我建议，检讨党组工作的会放在人代会以后去开。
丁玲也发了言，她说：林默涵在五五年扩大会上说，“检查《文艺报》是中宣部早想进行的”，“《文艺报》的独立王国是我们早就感觉到的，并不是胡风说了，我们才这样想的。”这话就是说，独立王国不是检查出来的，是老早就感觉到的。我是党组成员之一，冯雪峰是《文艺报》负责人，也是党组成员，我很想知道那时究竟是几个人和什么人，对这些感觉进行过分析，进行过调查？为什么不拿到党组会上来讨论？我同雪峰都是老同志了，为什么要背着我们？刘白羽说是党员提供了丁玲与党的关系的材料，我要问，哪些党员？什么材料？有多少可靠性？在什么情况下提供的？我提议把康濯写的关于我的材料在会上公布。康濯提供的材料，你们调查没有？刘白羽说斗争我，经过部长办公会议批准，我要问：部长办公会议的性质？是口头申请，口头批准的，请拿出会议记录来。是书面申请，书面批准的，请拿出材料来。部长办公会议上的决定是不是就可以说是中央的决定？这一行动，你们把作协的支部、总支、宣传部党委会放在什么地位？
反右开始后，刘白羽在7月31日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说，丁玲的这个发言“达到了反党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