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示了中央，但责任在我，反映情况不对。给中央的报告是不慎重的，后来际春同志很慎重。伤害了老同志，错了一定纠正，决心搞清楚。关于团结，硬是要搞分裂，在座的人不会，有的也只是少数人。四中全会前，看法上的分歧，历史上的原因，掩盖矛盾是不行的。去年会后，在某些同志间更不团结了。开始是求团结，去年斗争，忘掉团结。现在还可以改过来。现在整风，主观主义肯定有，宗派主义是否有？可以讨论。（张僖回忆，周扬还讲了这样的话：文学方面也只有丁玲、冯雪峰、邵荃麟、刘白羽和我这么几个人，这些工作不是你们做就是我来做，看来五五年的事情是搞过了，反党小集团是不能成立的。）
杨朔发言：我对会议仍有信心，党组会有错，但党没有错。前年的会不是批判，是斗争，是肃反斗争的性质，不是过火的问题，程度不同地错搞了好多同志、文艺骨干，应吸取教训。那次会，我是左的，跟着党走，党组根据了错误的材料。刘白羽说会前就提出了丁玲的历史材料，是谁？是什么？我以为康濯起了错误的作用。我今天认为康、丁有宗派情绪。康濯发言，我是警醒的。
丁玲在会上发了言，但没有过激的语言。
中宣部文艺处的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后议论时，都对周扬承认错误表示支持，朱寨联系延安整风、抢救运动说：党内斗争问题，是我们党长期斗争，用血换来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特别谨慎。我们靠近中央，可以少犯错误。
六月七日星期五。下午，作协党组扩大会继续进行，陈企霞、唐达成、唐因、韦君宜、黄秋耘、李又然、张松如等人发言，他们一致认为前年的党组扩大会议是根本错误的。
唐达成提出党组扩大会有四个错误：一、根本违反党的政策。我不理解，为什么用这个方式，这么领导？二、根本不核对情况，匆忙用骇人听闻的字眼报告中央。为什么对同志、对中央这么不负责？三、传达时的报告，特别是康濯的，极尽诬蔑之能事，居心何在？我不理解。歪曲能证明康濯的纯洁么？核对事实时，康根本没有内疚，说材料有人提。到底是谁提的？四、核对材料时，没有交代丁、陈的政治问题。因此核对有困难。张海、崔毅写了一个结论，又被推翻了。我以为他们是公正的。丁、陈事件不是偶然的，有深刻教训，文艺界很多人对此有疑问。虚伪，即使生长在权力里，也不能成为真实。（1999年5月唐达成回忆道：我引用了泰戈尔一句话“虚伪不能凭借权力变为真理。”据说我这句话引得周扬十分生气，说：“这个唐达成，用资产阶级语言向党进攻！”）
韦君宜发言讲了四个问题：一、追查匿名信本身便是错误，信的内容是对文艺领导有意见，不能说此信是反党、反革命。信未公布，便先说是反党、反革命的。追查过程也是错误的，牵涉很广，公安部对笔迹。二、会议开得对不对？对“反党集团”的斗争错了，怎么党组扩大会议会对呢？丁、陈也不能全无错误，但问题在于搞“反党集团”，不是搞错误问题。三、为什么大家重视这个问题？因为牵涉很多会议上的人，很多人心情沉重，不能自保。不把这种错误改正，整风难。逮捕陈企霞很轻率。四、感想：在会上跟着发言，很不安，没有独立的思索判断，对不起党员的称号。
唐因发言：一、前年的会既然是思想批判，为何引到追查历史政治问题？为何不允许陈企霞参加会，而且逮捕，在《文艺报》宣布“明令逮捕”？会议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召开？因此会议根本错误。二、不同意会议只是“过火”的说法，不是过火，是根本上错了，不能混淆是非。这样说是掩盖错误，不能服天下人之心。三、一棍子打死的领导作法。如对陈企霞，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什么？中央提出检查《文艺报》，很有必要，也有好处，但对编辑部的具体作法是一棍子打死，杀气腾腾，先有结论，后来搜集罪状，林默涵先说了“独立王国”。肃反，《文艺报》斗争面百分之五十，十二个人。对《文艺报》传统中好的东西的破坏是无形的，如研究空气、新老团结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家整风都不敢畅所欲言。（据唐达成回忆，唐因还说：我看了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文艺报》好像是一个强盗窝了！）
黄秋耘发言：1955年8月5日，阮章竞来找我说：尽一切努力找出匿名信的线索，查对了四五十人之多的笔迹，挑了十一二份送公安局。错误的原因何在？我是局外人，我的看法，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五人小组对匿名信的主观主义。二、领导对丁、陈、李三同志有成见，宗派可考虑。三、当时很多同志，利害重于是非，在压力下提供了材料，助长错觉。四、本人有缺点、错误，但不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