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丁陈反党集团”总的结论，对1955年党组扩大会的是非有一个明确说法，然后才能谈陈企霞的结论。郭小川感觉：这实际上是要周扬、刘白羽先认错。党组会开到12点多，没有开完。会后郭小川把意见汇报给刘白羽，刘白羽马上想出一个主意：去找张际春，用他来封冯雪峰他们的嘴。晚五时，他们一起到张际春那里，张际春的意见，还是先搞陈企霞的结论，修改好以后跟他谈话，再拿到研究组讨论。张际春并表示：“以后具体工作全由党组来做。”这意味着，以张际春为组长的研究组要抽身退出了。张际春本来就不大愿意管这件事，他虽然是组长，但在整个查对过程中并没有更多参与，他懂得这里边的复杂。
4月3日上午，中国作协党组会议继续召开，意见比较一致，原则上同意这个结论，只提出一些文字修改意见。郭小川很高兴，第二天他自己修改了一遍，又把稿子拿给党组成员秦兆阳去改，然后提交党总支讨论。4月8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半，党总支会议讨论陈企霞结论，意见分歧，一直开到六点也没有一致的看法。第二天晚上八点，邵、刘、林、郭又到周扬那里开会，郭小川抱怨没完没了，该尽快结束了。周扬表示，不能这么长久拖下去了，按照总支的意见再作最后一次修改，然后就与陈企霞本人见面。会上还讨论了丁玲的结论，谈了一个轮廓。郭小川10日又在家里勉强改了一天，11日一上班就去打印。至此，这个结论终于定稿，它耗费了郭小川三个月的心血。
4月16日下午三点，党组书记邵荃麟出面与陈企霞谈话，陈企霞对这个结论意见很多，基本不同意，而且“尖锐地攻击了起草人”。
不管陈企霞同意不同意，他的结论算是告一段落，郭小川要转向丁玲了。
陈企霞的结论定稿后，丁玲结论写起来就顺当多了。郭小川后来回忆说，“因为陈企霞的结论已经定了调子，丁玲的结论就可如法炮制了。4月11日，把陈企霞的结论交付打印。4月12日、13日、14日，只三天的时间，我就把丁玲的结论写成。4月15日就去打印。4月23日，我又征求了张海和崔毅对丁玲结论稿的意见，他们共同的看法都觉得材料比较琐碎。4月24日晚，我又根据他们的意见做了一次修改。”
4月14日的《文汇报》上，刊登了一条驻京记者姚芳藻的报道：《作家的消息：丁玲再去桑干河》，文中说：丁玲“决定最近就到桑干河去看看她所熟悉的，被她写到小说中去的主人公们。”显然，丁玲此行是为了续写《在严寒的日子里》。但是她没能成行，这或许是因为她的结论即将定稿，作协党组不同意她走，或许是她自己十分惦念这件事情，在这个关键的当口不放心走。
虽然没有离开北京，但丁玲却在家里接受了记者采访，其中有《中国青年》、《文艺报》，这些记者都发了稿子。她还接待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同学，在谈话中强调反对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和不健康的文艺批评。天气暖起来，4月16日北京的最高气温达到了摄氏24度，毛衣都穿不住了，春天已然来临，丁玲感到阳光越来越足，天空越来越亮，晒得她家的小院子里暖融融的，那两株西府海棠已经绽放出粉红色的花瓣。
郭小川却越来越忙，越来越累了。4月10日刘白羽离京外出视察，10天之后邵荃麟也同葛琴一起去了浙江，宣讲“双百”方针，动员大鸣大放。邵荃麟离京前向郭小川交代了三项工作，其中第三项是“丁、陈问题”。党组三个正副书记，只剩下他这个三把手在家主持工作。他还身兼作协秘书长，诸多繁杂事务集于一身。4月21日邵荃麟离京那天，郭小川在日记中写道：“晚上，心中郁郁，邵、刘均离开北京，工作又压得很多，如何在这期间把事情搞好，是需要多动脑筋的。我原订写诗的计划只好放下了。”4月24日下午，他又修改了丁玲结论，晚六时改完，丁玲的查对结论至此定稿。
《关于丁玲同志的错误问题查对结果的结论（草稿）》首先承认：“调查的结果证明：党组扩大会议及《报告》中提出的例证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根据这些例证而做出的主要判断——以丁玲为首，以她和陈企霞为中心的反党小集团——也是根据不足，不能成立的。”
《结论》肯定了丁玲的成绩：“丁玲同志长期以来从事革命的文学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在抗日战争时期，她就是我党的重要作家之一。全国解放以后，她的作品发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她本人也博得了国内外的更大的声誉；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她又担负文学界的负责工作，成为文协（和以后的作协）的党内外的领导人之一、《文艺报》的主编和文学研究所的所长。在这期间内，她也作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学创作活动和对党有益的工作，她直接主持的《文艺报》和文学研究所，由于她和全体同志的努力，工作也是有成绩的。”
《结论》接着用了一个“但是”，指出丁玲的错误，主要是骄傲自满情绪和宗派主义态度。说丁玲的骄傲自满情绪，首先表现在对郭沫若、茅盾、老舍、赵树理、周立波等一部分作家的“宗派性的轻蔑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