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号文研所开全体会，宣布1951年第一季学习计划，丁玲讲过一段话：“我们总觉得中国作品太少，但真的少吗？文艺杂志有几十种，没有人能全部看得过来。然而，没有像这样的作品，像我们读了《水浒》，就想去跟人说李逵怎样，武松怎样；看了，大家就吵架，你爱黛玉了，我爱湘云了。可看了我们的作品呢，常常说，生活丰富，语言很好，但不久，便忘记了。前几天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吹牛说：《平原烈火》比起《日日夜夜》来只差了一点点，那就是人物，周铁汉还有点概念化。我们说作品少，主要是人物概念。然而，我们每人都想出几本好书，可是这是不能着急的，你们都还十分年轻，哪有这样快呢？”如果把“《平原烈火》比《日日夜夜》只差了一点点”这句话单摘出来是有问题，但上下联系起来看，说她是在鼓励我骄傲便显得牵强了。
（三）我没有觉得丁玲在文研所宣传培养过个人崇拜。我是对她崇拜过的，但这并非由于她的培养，问题在我自己。我曾崇拜过很多人，连长、团长、兵团司令，一直到我们党的很多领袖，我都崇拜过，但同样不能说是他们培养了我的个人崇拜。
（四）文研所“在丁玲把持下，不要党的领导，党和革命的空气进不去”的感觉，我没有。康濯、田间等同志都做了很多工作，那时我倒觉得丁玲对文研所干涉得太少，常常盼望她多到所内做些工作。
（五）丁玲给我的不好的影响有：（1）她捧过《平原烈火》；（2）她偏爱过我（让我给她买出国礼品，让我到她家陪爱伦堡、聂鲁达、刘芭等人吃饭等）。这些会促使我骄傲。但在我心中更多响着的，是她那“不要骄傲，不要骄傲”的话。
最后，徐光耀又谈了自丁、陈事件以来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意见：丁玲假如没有其他政治问题，只有思想和作风等方面的错误，则仍不失为我党优秀的作家，请求党能尽力挽救她；在开展思想斗争的时候，尽量避免使用压力，许多年轻、幼稚、缺乏斗争经验的同志，在这种气氛下常会说出一些不够认真的话，这很可能助长问题的更复杂、更混乱；即使丁玲很多地方都错了，单就她对培养青年作家的热情和努力来说，也值得党的作家和前辈们学习；对文研所创办几年来的功和过，应该有个恰当估价。
在第二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徐光耀难逃厄运，罪状之一，便是这一封“性质很严重”的信。
李之琏说：调查核实的结果是，作协党组报告中所揭发的丁玲反党事实，主要问题都不相符，绝大部分属子虚乌有。比如，原来说丁玲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文艺报》的领导人选，中国文联党组原来决定丁玲为主编，陈企霞、萧殷为副主编，而丁玲在陈企霞个人的抗拒下，竟然违反党的决定，把陈企霞、萧殷也列为主编。调查结果是：这种提拔是丁玲同周扬商量，周扬同意后才宣布的（周扬也承认这一事实）。原来说：丁玲常在一些同志面前说某领导同志不喜欢你或某领导同志迟早要搞你，以挑拨这些同志和领导同志之间的关系（指的是周扬和胡乔木之间的关系）。经向胡乔木同志调查，他表示“没有这种感觉”。个别1955年在会议上发言批斗丁、陈的人，把领导人指示他发言的条子拿出来，压在办公桌的玻璃板底下，说：“不管领导怎么样，我承认我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