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说这是‘陈学昭揭露的’……他刚说完，报名发言的人一个又一个。我站起来要发言，几次被阻止。终于，我不管台上的人还在讲话就站了起来，在自己的座位上大声讲了，我把Y如何逼问我和丁玲同志之间谈过些什么话，我对Y如何回答等等，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并坚决表示对党对同志们负责：丁玲同志没有讲、没有提倡‘一本书主义’，并声明这样的会，我拒绝参加。我刚说完，正要走出会场，会场里有好些人站起来，也有人在议论，会是开不下去了。我不管作协这次学习后来搞些什么名堂，只在宿舍里看点书，仔细想想这两三年来文艺界所经过的事情，感到这一次批判所谓‘一本书主义’，其实是早有安排的。”
陈学昭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她在大会上的揭发发言。
第二年夏天，调查组的丁宁去杭州找她，核对她在党组扩大会上揭发的那些材料。她几次说：“我去年会上说的那些话都不作数！”
但是，陈学昭也难逃厄运。1957年春天，邵荃麟、葛琴夫妇来到杭州，动员大鸣大放，在省文联主席宋文彬主持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再三鼓励陈学昭发言，陈学昭发言有一句是“省委对文艺工作不够重视”。她的发言被报道后，台湾的电台说，一向拥护共产党的陈学昭女士，也对共产党有意见了。陈学昭因此遭到批判，被打成右派。
丁玲与陈学昭再次相见，已经是24年之后， 1979年11月，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闭幕那天的晚餐会上。渡尽劫波，她们笑着打了一个招呼，没有多说什么，那种场合不是说话的机会，两个人的心里也还存有芥蒂。
直到1983年5月底，丁玲和陈明去浙江义乌县参加第一届雪峰研究学术讨论会，路过杭州，他们特意去龙游路寓所看望了陈学昭。陈学昭说，他们“痛快地倾谈了一个下午”。就在那次会面后不久，陈学昭在7月10日写了《一九五五年夏天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