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矛盾。当然，他们两人在性格、气质、作风，以至文艺观点，欣赏趣味上颇不相同。同时，又各自带有他们所处地位、职务所给予他们的特点和局限。如胡乔木为人处世，待人接物就非常有分寸感，显得谨言慎行，不像周扬那样锋芒直露。”
就丁玲当时与周、胡二人的关系言，她与周扬更熟悉，但可能在感情上与胡更贴近。几年前在的出版问题上，周扬消极，乔木积极，如果没有乔木很可能书就一时出不来，而调丁玲到中宣部文艺处，也是乔木的主意，他用丁玲接替了周扬。陈明2000年2月同邢小群的谈话说：胡乔木找丁玲谈话，说周扬不行，要她来当处长，丁玲回家和我商量，当不当？我说乔木都这样说了，你就勉为其难吧！曾经担任过胡乔木秘书的郑惠说：“乔木平时跟我谈话中，表示过对周扬的不满，觉得周扬对丁玲是不公平的。当年丁玲写出后，让陈伯达和胡乔木看，他们都认为不错，但周扬就有微词。”
讲到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审视1951年，那是很微妙的一年。那一年的春天，丁玲由常务副部长胡乔木调来中宣部，接替周扬出任文艺处长；而周扬却在那一年连续遭遇两件“倒霉”的事情：一件是年初的批判《武训传》，一件是年底的文艺整风。这两件事都是通天的，一件是毛泽东直接发动，一件是毛泽东亲自过问。周扬在这两次运动中都犯了“错误”，走了“麦城”。
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是解放后文艺界第一场大斗争。1951年2月，上海昆仑电影公司拍摄的《武训传》在全国上映，引起轰动，周恩来安排在中南海放映，朱德等老同志看后都说好。毛泽东后来和江青单独调看，对影片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为《人民日报》重写了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最早批评《武训传》的，是丁玲主编的《文艺报》，4月份就登载了批评文章，其中的一篇，后来被《人民日报》转载。
周扬作为主管文艺的高层领导，参与了《武训传》的审查通过，因而对这部影片的隆重公映负有责任。5月15日他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谈到《武训传》和另一部影片《荣誉属于谁》说：“对我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教育，因为这两个电影我自己也看过也审查过，但是，没有看出它的错误，没有加以注意就通过了，结果毛主席就看出来了。”他在分析了两部影片的错误后说：“那就是胡乔木同志讲的，那实在是到了一个不能忍受的程度。”他还称赞了《文艺报》上发表的批评文章。6月下旬，夏衍出国访问回到北京，第二天周扬就急忙去找他，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批判《武训传》的事知道了吧？还说他已经作了检讨，要夏衍也赶快写检讨，周扬显然很紧张了。8月8日，周扬批判《武训传》的长篇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他说看了这部影片后，“没有充分地认识和及早地指出它的严重的政治上的反动性”。这是一句自我检讨，而且是在全国人民面前公开检讨。后来在1957年9月，周扬在中国作协反右派斗争总结大会上做报告时，一开头还讲了这样的话：我也有错误嘛，不就是没有看出《武训传》的问题嘛！
调丁玲来中宣部接替周扬做文艺处长，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武训传》：一个有功，一个有过。
也是在1951年，年末，由胡乔木主持，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这是丁玲担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后，参与的第一项重大工作。这次整风对于后来周扬和丁玲的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大概就是从那时开始，周扬感觉到，丁玲已经对他构成一种威胁，她和胡乔木站在一起，成为他的有力对手，甚至危及到了他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