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分子”！
他长叹一口气，如果在当时他看到这一《通知》，那就不会吃那么多年的苦头了！
他说自己在中国的“右派分子”之中，占有两个“最”：
一是最小的“右派分子”——因为他是一个工人；
二是最晚被划为“右派分子”——因为是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反右派运动”已经宣布结束，连“反右派补课”都已经“补”过了，已经开始进入“大跃进”运动了。他却在一九五八年九月被打成“右派分子”！
他说，看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书中写的绝大多数都是“大右派”，他跟“大右派”们相比，本来不足为道。但是，由于他沾了两个“最”的光，所以可否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修订再版时，把他这位“最小最晚”的“右派分子”也写上一笔？
我同意了。我拿出录音机，请他细细道来……
他叫陈忠兴，一九二六年生于上海漕河泾农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在农村长大，后来在邮电部上海通讯设备厂当工人。从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二十个春秋，人生的黄金岁月，他在“右派”的阴影中度过！
他同样希望在《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修订再版时，能够补入他的苦难。他说，中对“大右派”写了很多，对于“小右派”反映不够。我也遵照他的意愿，把他的坎坷经历补入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一书。
从病床上打来的长途电话
一九九六年一月七日中午，我忽然接到湖南湘潭的长途电话，那是一位名叫黎健的“五七战士”打来的。
他说，他很兴奋地读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当了二十年“右派分子”，第一次知道了自己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真实背景。
他说自己是在病床上含泪读完《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他患癌症，已经晚期。
他对《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的意见，也是以为对“大右派”写得多，而写“小右派”不够。他说，他便是一个“小右派”。他愿意把关于自己的苦难经历的材料寄来，希望在再版时补入。
他告诉我，这本书最初是湘潭一家小书摊在销售。他的朋友——也是“五七战士”见到了，买了一本，向他推荐。他马上买了一本。他读后，又打电话给许多当年的“五七战友”，告诉有这么一本书。于是，那家小书摊的生意格外兴隆。
他在病中给我寄来春节贺卡，我给他回信表示感谢。
在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晚，他又从湘潭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他向许多人推荐了《历史悲歌——反右派始末》这本书，内中有山西文联主席，有歌唱家成方园的父亲，湖南新闻界的朋友。其中一位《湖南日报》的记者冒雨去买这本书，书摊上只剩一本连书角都卷起来的，他也买了下来。
他说，他本来收集许多关于“反右派”的资料，有了这本书，就用不着费心了，因为这本书几乎都有。这本书是“开先河”的书。
他说，他在九岁时死了父亲，进了孤儿院。后来参加土改。自从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吃够了苦。特别是在“文革”中，受“二茬罪”。如今生活好起来了，又落了一身病，活一天算一天。自己是“小右派”，实在算不了什么。但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苦难，心中有许多话要说。等天气稍微暖和点，他要把自己的经历写好寄来。
他还说，他要把自己在“反右派”前、“反右派”中和“反右派”后的照片寄来，作为历史资料。从照片可以看出，“反右派”后，一下子瘦了许多。
第二天晚上，他又来电话说，在一九五七年，湘潭是“反右派运动”进行很“激烈”的地方。当时的县长、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组织部部长，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以至“反党集团”。县长毛特夫，还是毛泽东的亲戚，被打成“反党集团”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