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徐成淼在贵州省一个名叫贵定的小县，“城中心的街口搭起了一个高台”：“我被揪到台前，呈喷气机状；头发被紧拽着，脸上扬，迎着强烈的灯光。眼镜早被打掉……听到批判者指斥我是‘全国文艺界特大右派之一’的时候，那丝微笑不可抑制地又涌了上来；反右那阵子，我还是个学生，连文艺界的门坎都没有跨进去呢；‘大右派’，过奖了！”
一九七零年，祸不单行，徐成淼得了重病，动大手术，刀口累计长度达二尺多，一共缝了二百多针。贫病交迫，家庭破裂，父母年迈，小女幼弱。他，跌到了人生的最低点！
徐成淼蒙尘二十二年，得见天日之际，已经步人“不惑”之年。大好青春年华，在斥责声中，在屈辱中度过。
如今，徐成淼已经是贵州民族学院教授。每当他回首那《劝告》小诗，回首“反右派运动”，不胜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