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的右派分子。
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
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肃清他们的影响，同时给以出路，让他们重新做人。
这样，“文革”也就成了揭露干部队伍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革命”。
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党内的“右派分子头目”。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文革”确实成了第二次“反右派运动”。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九五七年主要是整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虽然也涉及党内“右派”），而这一回的重点则是整党内的“右派分子”，尤其是党内当权的“右派分子”。
“反右派运动”清除了民主人士中的“右派”，“文革”则着力于清除党内的“右派”。
如果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向“左”转的转折点，那么，“文革”就是中国向“左”的“大跃进”。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是“文革”的预演。没有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也就不会有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这叫七八年来一次！
请读一下毛泽东在“文革”伊始，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写给江青的信中，有一段这样的话：
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①
这里，毛泽东把“文革”的使命说得很清楚，那就是“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用的就是毛泽东这封信中的一句话作为标题。
毛泽东在这封给江青的信中，还这样详细论述了一旦“右派当权”的形势：
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讲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亡。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①
《十六条》中所提出的“文革”的任务是“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那些干部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其实也就是根据毛泽东给江青的这封信的精神写的。后来毛泽东考虑到这“右派分子”一词会与原先的那些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混同，于是改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词，虽说两者的含义是一样的。
在“文革”中，揭发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论其数量还是级别，都远远超过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不仅在一九五七年曾积极投身于“反右派运动”中的吴晗、老舍等等成为批斗对象，就连刘少奇、邓小平，都成了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亦即最大的“右派”。
毛泽东曾说，他实行“剥笋政策”。在一九五七年，他剥去了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在“文革”中，则剥去中共党内的“右派”。他还不满足，还要七八年剥一次。他终于在一九七六年离世，也无法七八年再“横扫”一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