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好地争取中间分子。
一、对他们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交代政策，指明前途；消除他们的抵触情绪，批判其错误态度，推动和帮助他们接受改造；
二、对于右派分子，除实行劳动教养，监督劳动或劳动察看外，一般应该按照他们新的职务给以适当的工作；
三、应该按照他们新的职务和级别，给以相应的生活待遇。对于个别生活上确有困难的，可以酌给临时补助。在政治待遇上，让他们参加某些应该参加的会议和政治理论学习；阅读可以让他们阅读的文件。但对于某些公开出面的政治活动，凡是会在群众中造成错觉或造成他们的政治资本的，不要让他们参加。
三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党外右派分子处理报批手续的通知》。
这一《通知》规定：
一、原任副省（市）长、自治区副主席，省、市、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中的右派分子，其处理应报中央审批。
二、右派分子兼任全国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的撤消或者保留，由省、市、自治区党委提出意见报中央批准或者由中央决定。
三、对九十六名标兵中的右派分子，在处理上如有原则变动，应当报中央审批；如果只是轻重程度上的改变，即由省、市、自治区党委决定。
四、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政协常委中的右派分子，均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中央所规定的处理原则和标准自行决定，报中央备案，不必事先请示中央。其他的党外右派分子（副厅、局长级以下）即由你们自行处理。
三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正确处理中小学教师中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问题的指示》。
《指示》规定，要把中小学教师中右派分子的大部分（大约百分之七十左右）调离学校另行安置，或者将其中有教学能力而又愿意悔改的，调到教师人数较多和党的领导较强的学校去任教，以观后效。
三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资本家要求参加劳动、放弃定息和降低高薪问题的通知》，明确指出：定息延长为七年，是毛泽东主席一九五六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的，现在才过两年，不宜有所改变。
运动中套着运动。在整改之中，又开展一场新的运动，名曰：“双反运动”。
所谓“双反”，即反浪费，反保守。
一九五八年三月三日，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双反”运动。
随着“双反”运动的开展，那“反保守”被引导到反对“反右派运动”中的“保守思想”。于是，全国又进行了一场“反右补课”。许多人在“补课”中被“补为”“右派”。
傅雷先生就是在“反右补课”中，被“补”为“右派分子”的。
现任上海市文联党组书记的李伦新先生告诉笔者，那时他还是小伙子，在共青团上海市委工作，便是在“反右补课”中，坐上“末班车”，被“补”为“右派”。他说，在“反右派运动”中，他还忙着批“右派”呢。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反右派运动”结束的时候，把他“补”为“右派”！
不过，由于他毕竟问题最“轻”，一年后，在第一批“右派”摘帽时，内中就有他。所以，他成了最晚的“右派”、最早的摘帽者！①
紧接着，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又下达《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指出整风运动要逐渐转入第四阶段，在一九五八年六月底以前基本结束整风运动。
这一《指示》指出：
一定要把整风运动坚持到底，不能虎头蛇尾。各地区、各部门，在目前的“双反”运动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即阅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千万不能把这个阶段滑过去。这样，才能进一步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和人民打成一片，纠正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从目前情况看来，一般地区的整风运动，应当在六月底以前基本结束，如果某些地区、某些部门有必要延长整风时间，也可以适当延长。
《指示》还指出：
为了有力的分化右派分子，各地区、各部门应当选择适当时机，召开右派分子会议或者吸收右派分子参加会议，由负责同志作报告，交代政策，指明出路，并且要组织右派分子加以讨论。对于右派分子还应当注意分别进行工作，以便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有拉有打，争取分化他们，并且督促他们彻底悔改。
“反右派运动”的最后一仗，是在当年四月。笔者所在的北京大学，贴满了批判校长马寅初的大字报。大字标语上写着：“马老，究竟属于哪个马家？”那是批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所谓“哪个马家”，是指马克思还是马尔萨斯？康生指出：“马寅初的问题已经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右派向党进攻的政治问题。”于是，对于马寅初的批判，成了“反右派运动”尾声中一个强音符。
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中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