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以党代政。沙文汉说：
现在我们的作法，由党委来包揽政府机关许多的行政事务和把大大小小政府机关的工作都拿到党内来决定的作法，显然已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既妨碍了党在重大问题上的研究与领导，也使我们的政权机关的实际内容机械、空虚，不能适应人民日益提高的要求。
沙文汉建议：
统一党内对政权机关职能、工作的认识，包括政权机关有独立的形式和自己平衡统一领导组织，是否就是闹独立闹分散，妨碍党委工作等等在内，进行认真的研究和讨论。
沙文汉以为：
政府机关怎样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担负起它所应该担负的责任，哪些工作应党委做，哪些工作应政府办，尤其是党委的部门如何监督政府的同种工作部门，二者之间关系如何摆法，并使之少重复，少扯皮，而各能尽其职责，发挥它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还都没有经验，我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积极来摸索研究一下，以便经过相当时期后，召开会议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把这个问题列到体制会议中作为一个专门的重大问题来解决也可以的。因为政府工作问题中，除了前述这些问题之外，也还有上级集中过多，下级权力太少，条条规定得太死，块块没有机动余地等问题存在。
沙文汉还就党内发扬民主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
的确，我们党内民主是太少了，由于缺少这个宝贵的要素，这就使我们党内上下之间和同志们相互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应有的隔阂，压抑了党员的积极性，严重地损害了群众路线的原则，使集体智慧不能很好发挥。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工作上要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沙文汉还说：
我们过去错误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实际上不承认集体的马列主义水平，大大的高于我们自己的水平，就是没有把健全党的生活，发扬党内民主看作是提高党的领导水平，调动全党积极性的重要关键。同志们对前届省委的各种各样的批评以及对将来省委的要求，都归结到要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包括集体领导在内），反对骄傲自满，主观主义、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这是完全正确的。
沙文汉的这一发言，被扣上两顶大帽子：反对以党代政，被说成“篡党夺权”；
加强党内民主，被说成“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也真巧，陈修良在大会上所说的“圆印子”、“方印子”，也是关于不能“以党代政”的问题。这样，陈修良也就被列为沙文汉“反党集团”的成员。
笔者问陈修良，沙文汉被划入“右”册，是否与一九五五年的“潘汉年事件”有关？
陈修良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沙文汉和潘汉年有着诸多工作上的联系。潘汉年在一九五五年被诬为“内奸”，也就牵连到沙文汉。当时，有人曾说，不仅有“上海的潘汉年”，而且还有“浙江的潘汉年”。不言而喻，这“浙江的潘汉年”，指的就是沙文汉。虽说沙文汉当时还在做浙江省省长，但是已被打上个问号。
这样，在一九五七年抓住他的一些言论，趁“反右派运动”之机，把他打成了“右派”——虽说在打成“右派分子”时，只是批判沙文汉的“右派言论”，并没有提“浙江的潘汉年”。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关于开除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党籍的决议》：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这是浙江党组织内一场两条道路的原则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对于巩固和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全省各级党组织在中央统一领导之下的坚强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具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
会议揭发的材料说明：沙文汉和杨思一两人已经完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在今年春天大鸣大放期间，沙、杨两人和党内外的右派分子一唱一和，互相支持，亲如兄弟。沙文汉积极支持右派分子宋云彬、李士豪、陈修良等对党的猖狂进攻。杨思一同李士豪的关系极为密切，多方掩饰李士豪的反动面貌。在反右派斗争中，沙文汉、杨思一两人又狂妄地抗拒中央的方针和省委的指示，千方百计地包庇宋云彬和李士豪，破坏反右派斗争，并且在事后还多方掩饰，拒不交代。会上揭发的材料说明：沙文汉、杨思一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不是偶然的，而是一贯的。在一九五六年浙江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期间，他们就结合在一起，恶毒地向党进攻。沙文汉在那次大会上宣扬资产阶级的政权观点，诬蔑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反对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并且支持以黄源为首的文艺界反党集团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杨思一除了积极支持沙文汉的反动的政权观点以外，还捏造事实，恶毒地否定全省几年来的工作成绩，歪曲党内生活真相，自吹一贯正确，冒充群众代表攻击党的领导。在肃反运动中，沙、杨两人对党的肃反政策也心怀不满，杨思一并污蔑肃反五人小组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代表们还一致指出，杨思一几年来一贯坚持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立场，在党内拉拢一部分人，打击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