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最能代表编辑部右派思想的是用“本刊记者”名义发表的《蓓蕾满园乍开时》的报导，这篇报导总汇费孝通等人的右派言论，向党放出了一支毒箭，而编者却把它放在刊物首页；该刊记者李今写的《为什么放得不够》，是一篇恶毒的挑拔性的煽动文章，也放在刊物的重要位置。
这篇报导以《主编戈扬的右派思想》为小标题，揭发了戈扬的“严重错误”：
大会对主编戈扬的右派思想和丧失党的立场的严重错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大家一致认为：编辑部内部的右派分子所以如此嚣张，以及《新观察》刊物逐渐变质，是和戈扬的严重错误分不开的。
许多同志指出：从匈牙利事件后戈扬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发生了怀疑和动摇，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越来越严重。戈扬身为党员，并且是编辑部肃反运动的领导人，但到肃反运动作总结的时候，却对肃反运动的成绩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她认为肃反运动不应该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她说：“如果苏共二十次党代会早开半年，我们可能不用这种方式来搞肃反运动。”整风开始后，戈扬有一次在不少人面前说过：“教条主义束缚人，过去做一个党员，不是当疯子，就是当死人，心里话只能在自己房里讲讲。”从戈扬这些反党的言论里，已经嗅不出党员的气味了。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四日下午，我在北京《新观察》编辑部，采访了戈扬。
戈扬说，对于她的批判，最初还只是说犯了“严重错误”，后来进一步打成“右派分子”。她是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八日——这天是“三八国际妇女节”，被定为“右派分子”。当时，一份文件上写着她二十多条“右派”言行，要她签名。她看也没看，就签了名。
从此，她从十一级降为十四级。戈扬说，她对于这种所谓的“干部级别”毫无兴趣，所以对于“降级处分”也就毫不在乎。
戈扬对笔者说：“我向来是干活的人，不是当官的人。有些人太看重这些‘级别’，我从不看重这些。”
戈扬说，其实她这个人，本来倒并不是“右派”，却应该说是左派。所以，把她打成“右派”，最初她还想不通呢！
自从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她开始变得冷静，开始认真的思索，以至大彻大悟了……
她先是被“下放”到河北农村劳动，然后被调往辽宁编《鸭绿江》文学杂志。
“文革”开始后，她又受折腾，被“下放”到内蒙古沙漠。她告诉笔者：“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我被折腾得死去活来！我生了肝炎，四个‘+’……那对，我自称‘沙窝老太婆’。”
直至一九八零年，戈扬这才终于从内蒙古回到北京，忙于《新观察》杂志复刊。就在这时，她病倒了。最初诊断为肺癌，后经检查，确定为结核，切除了一叶肺。
于是，她又主编《新观察》。她的命运，又一次和《新观察》紧紧联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