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军办事处，改日去黄山与山洞歇凉。
毛、张、赫、周四个人坐了美大使馆二八一九号汽车去张公馆小憩，蒋主席特别拨出一辆二八二三号的蓬车给毛先生使用，也随着开回曾家岩五十号了。侍从室组长陈希曾忙得满头大汗。
记者们追进了张公馆。郭沫若夫妇也到了。毛先生宽了外衣，又露出里面簇新白调衬衫。他打碎了一只盖碗茶杯，广漆地板的客厅里的一切，显然对他很生疏。
……
张部长报告蒋主席电话里说：八点半在山洞官邸邀宴毛、周诸先生，因此张公馆赶快备办过迟的午宴，想让毛先生等稍稍休息后再赴晚宴，作世界所关心的一次胜利与和平的握手。①
解放后，彭子冈曾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一九五四年，胡乔木建议办《旅行家》杂志，提名彭子冈主笔。于是，彭子冈调往中国青年出版社，主编《旅行家》。
彭子冈在重庆时，和周恩来夫妇很熟。一九五七年一月，邓颖超还把她和彭子冈在南京的合影找出来送给她。邓颖超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上：
“子冈同志留念：一九四六年摄于南京梅园新村三十号院中。”
彭子冈做梦也不会想到，半年之后，她和浦煕修双双成了“极右分子”！
这年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宗子度的《彭子冈的右派道路》一文，历数了彭子冈最初从北平中国大学“带着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憧憬”来到社会，到秘密加入中共，到成为“极右派”，“一根黑线贯穿着彭子冈的‘慧眼’和‘神笔’。”
这篇文章从彭子冈的道路得出这样的结论：
“从彭子冈发展的右派道路，不难看出一个知识分子认真进行思想改造，坚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多么刻不容缓的大事情。”
彭子冈被划为“极右分子”之后，开除了党籍，每月只发给生活费三十元。本来，要“流放”她到北大荒。周恩来知道了，从名单上勾去。不过，她仍被安排到河北安国县劳动。然后，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当杂工。
彭子冈的丈夫徐盈也被打入“右”册。于是，中国又多了一对“右派夫妻”。
一九六一年秋，正在传说她全家要“下放”，她忽地接到通知，到全国政协属下的文史资料委员会当编辑，这已算是很不错的“照顾”了。
出乎意料的是，与她隔桌相对的，竟是浦熙修！
原来，浦熙修被打成“右派”之后，在不幸之中还算比别的“右派”幸运：她仍被保留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而且在第一批“右派”摘帽时，名单上便有她。
于是，浦熙修在全国政协下属的文史资料委员会下属的文教组，当个小小的副组长。这时，彭子冈便成了浦熙修手下的组员！
两员曾经驰骋风云的“能干的女将”，在这么个小组相遇，彼此都感慨万分。
更使她俩感慨的是，她们的组稿对象，又有不少人正是她们当年的采访对象！
在“文革”中，浦熙修身患癌症，住进医院，而彭子冈则在一九六九年和丈夫徐盈一起被送往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
也真巧，那时“大右派”费孝通也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费孝通曾这样回忆：
一九七零年我从湖北沙洋的五七干校回北京，我去探望她，她的癌症复发了。我们心里都知道这也许是我们见面的最后一次。她睡在床上，行动已不便，但是并没有半点愁容。她说她很想吃我老伴作的红烧肉。第二天我老伴就要我骑车把肉送去。我们分手时，她很舒坦地和我握手，要我保重身体。我不知道用什么话去安慰她。忽然抬头看见窗外我骑来的自行车，就说，你好好养，养好了，我教你骑车，一同去沙洋的长堤上比赛。这是一个多好的美景，我们就在这想像的美景中永别了。她弃世时，我还在干校。①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自知余日不多，浦熙修在病床上写下一份自传。她这么写及自己的病况：
“一九六五年国庆节后，我就病倒了，十二月进医院才知道是直肠癌。一九六六年一月动手术，后来又到疗养院休养，直到六月七日才出院。那时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不料当年十一月，直肠癌手术后复发。十二月我还到民盟学习，直到一九六七年三月，我实在走不动才告假。我病已三年，我住医院的时候，民盟、政协的人还来看我，第二年就很少有人来看我，今年好像与世隔绝，连家人都不来了。我知道我的生命快结束，我努力完成我的自传，供政协大联委总部审查。我无法响应毛主席的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但我一息尚存，我就要学习毛主席的着作，改造自己……”
浦熙修死于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三日，终年仅六十岁。
对于浦熙修的死，彭子冈这样沉痛地回忆：
后来在干校，听说她住进那家市级医院不久，又被轰回了家，那位邻居大嫂临时学习注射，担负起全部护理工作。后来又听说她死在那家医院的观察室里，临终时身边无人，疼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