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确实“不知天高地厚”！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中国的文艺方针，怎可进行“修改”？！
连郭沫若都对刘绍棠动怒了。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郭沫若在北京首都剧场批判刘绍棠时，大声呵斥刘绍棠：
“刘绍棠狂妄至极，把冯雪峰不敢说出和不敢写出的话，说了出来，写了出来！”
郭沫若还引用民谚批判刘绍棠：“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庸人，四十岁的老而不死。”
小小的二十一岁的青年作家刘绍棠，连遭周扬、郭沫若、茅盾、老舍这样四位“重量级”的文学主帅的批判，几乎被“踏平”了！
小小的刘绍棠，也就被随意丑化。种种不实之词，朝他飞来。内中最为耸人听闻的是，所谓刘绍棠“要为三万元而奋斗”。这个谣言，就像关于丁玲的“一本书主义”一样，传遍了全国。
三十二年之后，当事者从维熙的回忆，这才澄清了事实的真象：
我愚笨而懦弱，尽管也想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更好一点，但总是不成功。我思想方法上至今仍有一条劣根，遇事过多地为对方着想。那天，在会上我这个毛病再次暴露。在一些文友发言批判之后，我游离开政治话题，给绍棠生活上提出揭发。我结结巴巴地说：“他在《田野落霞》这篇小说中，写党的干部风纪败坏。我曾问过他是否有这等事？他说在运河边上出现过大姑娘溺婴，是生活的真实。”我又说：“在北京的青年作家中，只有刘和我不拿工资靠稿费生活。有一次在闲谈中，我和他都深感一边写作，一边还要考虑饭碗，心神很不安定。刘说如果能有三万元的存款当后盾，利息够吃饭穿衣的，心就能踏实下来，有条件去长期深入生活了。不然，心里总有后顾之忧，影响写作的精雕细刻。”我还说：“有一次，刘患肠炎，考虑到可能是村里食物不洁造成的，便带了些馒头下乡。”会议主持人当即指出我只说芝麻，不说西瓜；只谈生活，不谈政治。我落了个态度恶劣，包庇右派分子刘绍棠。但是，没过几天，这些“芝麻”在报纸上都被放大成了“西瓜”。报导这个会议的记者，以《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为题，妙笔生花地裁取了所需，把绍棠谈及的有三万元存款就能安心生活、安心写作之说，耸人听闻地变成了“刘绍棠扬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把他患肠炎，带馒头下乡之事，写成了“下乡常常挎一篮馒头”，并说“他和从维熙等堕落到专门爱谈‘大姑娘在河边私生孩子’云云”。这篇文章，后来变成对青年进行教育的活教材，四处流传，殊不知这是下等记者断章取义之劣行。至今，这位记者尚在人世，真不知他有无对绍棠的负罪之感。①
这种把“芝麻”放大成“西瓜”的伎俩，害苦了刘绍棠。千千万万的读者信以为真，就连茅盾先生也两次引用刘绍棠“挎着一篮馒头”下乡的“典型事例”，对刘绍棠进行批判。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从刘绍棠的堕落吸取教训》中，也这么说：
“他在北京买了房子住下来做‘专业作家’，偶尔下乡，要自己带伙食去，因为他吃不下乡下的饭菜了。”
所谓“要为三万元而奋斗”，其实也跟“他在北京买了房子”有点关系。刘绍棠在北京中南海附近买了座小院，这倒是事实。那是一九五六年春，刘绍棠的妻子生了孩子，他决定在北京买房子。一九五七年，他在北京买了一座三合院，自然在文艺界引起小小的“轰动”。这样，谣言“要为三万元而奋斗”一传出，也就有许许多多人信以为真了……
不过，刘绍棠细细开列他在那时的稿费账，买座房子确实不算什么。这是因为在“反右派运动”前，作家的稿费标准与当时的物价相比，远远高于现在。
那时，小说稿酬每千字分别为二十元、十八元、十五元。出书时，依照苏联方式，三万册为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费。那时的书的种数不多，所以每种书的发行量也就相当大。
刘绍棠说，他的中篇小说《夏天》，十一万字，每千字十八元，印了十万册，四个定额，相当于每千字七十二元，收入八千元——即便按稿费的绝对值来说，也比现在的稿费标准高得多。
刘绍棠的《瓜棚记》，印了十七万册，六个定额，稿费标准高达每千字一百零八元！
那时的房子不贵。刘绍棠买的房子，住房五间，厨房一间，厕所一间，堆房一间，并有五棵枣树、五棵槐树，也只不过两千元！也就是说，刘绍棠的一篇十一万字的中篇小说《夏天》，就可以买四座这么大的三合院！今日作家的同样字数的中篇小说的稿费，恐怕买商品房的一个平方米都不够！
小小年纪的刘绍棠，显眼地买了那么一座三合院，记者们进进出出采访，纷传刘绍棠买房子，那“为三万元而奋斗”的谣言，也就不胫而走了。
就在刘绍棠买了房子一个月后，他就被划人“右派”之列了。刘绍棠不由得怪那房子的“风水”不好。据云，三间南房，两间东厢房，一间西厢房，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