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溯了三十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老总走近总理身旁，总理特郑重给陈介绍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以后陈老总和文应曾接触过两次。陈老总调京时，还与文应话别，诚挚盼望文应以后有机会到京务请通知一下，以便重获聚谈。一次文应赴京开会，与陈老总通了电话，陈老总即请文应至家便饭，饭后畅谈甚久，深夜始归。①
我问潘大逵先生这段故事的来历，他说是听陈新桂先生说的。
于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在北京采访陈新桂先生时，便请他讲述那段故事是怎么听说的。
陈新桂告诉我，那是陈毅调任外交部部长不久，彭文应从上海来北京，住在太平胡同民盟宿舍，那里原是北洋总统徐世昌的公馆。一天深夜，陈新桂正在办公室伏案工作，在万籁俱静之中，听见汽车喇叭声，开门声，皮鞋橐橐声。陈新桂一看，是彭文应回来，满面春风。陈新桂问他从哪里来？彭文应只得照实说从陈老总那里来，陈毅请他吃晚饭。陈新桂好生奇怪，彭文应怎么跟陈毅相熟？于是连连追问。在老朋友的追问之下，彭文应这才不得不说出关于周恩来的故事——平日，彭文应从未对人道及此事……
可是，在一九五七年，风云变幻，彭文应遭到了挞伐。
彭文应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在大鸣大放中的种种言论，成了“右派”言论：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近年来，上海各报纸所登载的新闻，有报喜不报扰，小文章标大题目，大文章标小题目，而且不是把新发生的事情及时向读者报导出来。”
“去年上海某公司因不善于管理而大量死亡猪的事实，报纸从未提及只字，直到事情已经全部处理，报纸才发表了消息。这样来处理新闻，就失掉新闻的价值，大有明日黄花之感。”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
彭文应不光是“右派”言论受到批判，而且被说成进行“有纲领有组织的反社会主义小集团活动”。
于是，“彭文应与另一右派分子陈仁炳是民盟中央在上海的代理人”。
彭文应性格直率而倔强。在种种“批判”面前，他总是据理反驳，这就越发加重了他的罪名。彭文应被斥为“态度顽固”。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记者余辉音上海电讯，题为：
《正义的声音粉碎了邪说歪道上海人民代表舌战彭文应一层层透彻的道理，一件件确切的事实把章罗联盟这个凶恶爪牙驳得理屈词穷》
报导说：
三个月来，上海民盟市委整风领导小组为彭文应开过大小会议十六次，尽管他自己始终是不讲或只讲一点，但经过大家全面的揭发和批判，他的丑恶面目还是完全暴露了。但是，彭文应仍然负隅顽抗，认为大辩论他输不了。
彭文应在这次上海市人代会上完全有机会充分阐述自己的论点。这个狡猾的右派分子在辩论会上对自己在大鸣大放期间一系列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百般抵赖，赖不掉就避而不谈。在他的一次长达二小时半的发言中，一面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他的用意“是为了帮助党改正工作”，另一方面却就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民主、党的领导、民主党派的作用、干部政策等十一个问题，搬出一整套的资产阶级谬论，继续向共产党进攻。
报导还说：
种种谬论被驳倒以后，彭文应又在会上把自己扮成“迷途的羔羊”，代表们同声驳斥他说：“你那里是善良的羔羊，你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外婆！”
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又作这样的报导：
“这次大辩论中的事实也说明，资产阶级右派中有一部分人是死硬派，他们是坚决反动到底的，如彭文应，在辩论中虽已罪行大白，但仍拒不作交代，反而利用辩论会的讲坛继续肆无忌惮此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论调，攻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
大约也正因为彭文应“态度顽固”，又因为他和罗隆基有着同乡兼同学的密切关系，所以后来他被列入五个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右派”中的一个，虽说不论按照“级别”或者职务，他似乎都不会在这五名之列。
彭文应的妻子邓世容，在“反右派”的高潮中——一九五七年七月十九日，亦即张春桥的《质问彭文应》发表的那天，血压骤升，死于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性格内向，面对着家庭的不幸想不开，于一九六一年三月十八日吃了许多碎玻璃和钢针，自杀未果，又于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