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的虚伪汇报与教条主义的分析方法，未经郑重细致的研究，即作过激的决定。”在察人听言，决策定计方面缺乏“睿断”，在政策措施上是“畸轻畸重，失缓失急”。陈铭枢说：“我深感于党的领导诸同志，一般都缺乏个人师友的关系……对于人的精神生活，总不免失之单调”……
陈铭枢在信里向毛主席说：您所常接触的党外人士“仍多趋附之辈，耿介不苟者实属寥寥，至于能犯颜敢谏者，我尚未见其人。”
他说：“建国后，党化敌为友，对来自旧社会中某些人士的使用多从效用出发，少能兼及其品格与能力的遴选，不次拔擢，累累若若，茸满目、修洁潜光，至于贪天之功者有之，不虞之誉者有之，争名猎位，禄蠹充斥。
“我感到你有时尚不免为喜怒所乘。在一个浪潮下，轻易挫伤高级干部的自尊心和他们固有的地位，同样有时被狡黠者乘您喜怒之际，俟隙淆混黑白，投其所好。
“俾斯麦曾对威廉第一说过，‘对相随日久的人，因念其汗马勋劳，纵有不肯，不忍也不能去之，继起所说，新初试，必能割此痈疽’。
“您那治病教人是有伟大感动力的，不知道感动了多少阶级敌人，把他们变成了热爱您的知心朋友了，为什么我一个人始终争取不到您的治疗呢？安心把我关在门外，加重我的病痛呢？
“蒋介石您都要团结他，为什么不要我呢？”①
陈铭枢的这封没有发出的信，铮铮灼见，锋芒毕露。可是，在一九五七年，却成了大逆不道的罪证，成为“极右”的“谬论”。
陈铭枢这样的“反毛主席”的“新账”，再加上历史上反共的“老账”，当然就被划入“极右分子”之列。
甚至，还揭发出一个“陈铭枢反党集团”：
陈铭枢在北京的反共小集团是陈铭枢由武汉调京后形成的，这是一个无形的小集团，其中的参加者，是以陈铭枢为中心的黄居素（陈的老朋友，也是陈的军师），王之南（陈的秘书），曹任远（陈的老朋友，工业学院的教授），罗伟之还有其他分子……
陈铭枢集团上海的首脑分子有在新沪中学闹大民主的罗海沙，有陈铭枢的得意军师、在民革提篮桥搞恶性发展组织的余若南……①
陈铭枢在郁郁寡欢中度着晚年，于一九六五年五月病殁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