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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派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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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景超成了“章罗联盟”的“谋士”(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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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教授”之一的吴景超,也中弹累累,成为大批判的靶子。

    在种种批判文章之中,以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所发表的许征帆的《揭露章罗联盟的谋士——吴景超》,最为入骨三分。

    此文一开头,就咄咄逼人:

    右派大将吴景超,是章罗联盟智囊团里的头号人物。他参与这个联盟的反社会主义战略计划的制定,并力图实现它。

    我们知道,章罗联盟反社会主义的战略是:首先,趁党整风的时机,借“批评”、“监督”、“争鸣”之名,在科学文教界到处放火,煽动教师带领学生上街;其次,再把火放到小商小贩中去,使上了街的学生与市民结合起来,造成混乱的局面;最后,打着“收拾残局”的幌子,粉墨登场,妄想取共产党而代之,复辟资本主义。

    这个狠毒的战略计划,虽是最近才全盘暴露出来,但早在大“放”大“鸣”之前,章罗联盟的成员已千方百计在为实现它创造条件。在这方面吴景超当然不会落后于自己的“盟兄”、“盟弟”。

    文章接着描画吴景超的“谋士”形象:

    要实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必须控制自己所在的组织,使它变质,成为作战的基地。吴景超已认识到把民盟抓到章罗联盟手中的意义。要掌握民盟,关键在于盟内的右派能否团结起来,争取中派,排除左派。为此,吴氏夫妇亲自出马,以三十多年老朋友的身份“苦谏”罗隆基应与章伯钧搞好关系,罗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接受这种建议。在建立这个反动联盟过程中,吴景超首立“汗马功劳”。

    章罗联盟建立后,右派分子就开始了排斥左派的行动,在执行这一阴谋的过程中,吴景超的“功绩”同样是不可埋没的,他参与了攻击邓初民的大合唱,咒骂他是“教条主义者”;参加了进攻民盟北京市委会的活动,企图把吴晗撵走,让曾昭抡上台;进行了改组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为文教部的工作,把楚图南搞下来,将费孝通捧上去,而吴景超也被内定为第一副部长。

    总之,一连串的“贡献”,使得仅仅有五年盟龄的吴景超,由一般的盟员,而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而中央委员兼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而内定为文教部首席副部长,并代表民盟出席全国政协。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这就是章罗联盟给自己的忠实的谋士的“报酬”。

    很自然,要“揭露”吴景超,不能不提及“六六六”事件:

    以章罗联盟谋士的身份,出席“六·六”阴谋会议,是吴景超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高峰。这个会是资产阶级政治野心家研究“目前的形势与右派的任务”的会议。在这个杀气腾腾的会上,吴景超发表对形势的看法,介绍了李景汉的咒骂党为秦始皇、思想改造为侵犯人权、新知识分子为新狗熊的反动谬论,并攻击“人大”为“四不像”,必须“摧毁”的教条主义“堡垒”,最后,他还恳求主子章伯钧根据当时的局势,指示具体的任务。

    最后,许征帆概括了吴景超“罪恶活动”的三大特点:

    第一,主动积极。只要章罗一出什么坏主意,吴善于立刻把它化为具体的方案、计划,付之执行;

    第二,设谋献策。在关键性的问题上,他总是精于根据“领导意图”提出作战计划;

    第三,深谋远虑。凡是他设计出来的各反动方案,幌子总是特别多,欺骗性大,而且进攻或退却的步骤,都有比较周密的考虑。这些特点说明吴景超真不愧为章罗联盟的谋士与干将。

    吴景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一九零一年,他出生在安徽歙县乃胡适的同乡。

    他从清华学校毕业后,前往美国攻读社会学,获博士学位。

    此后回国,在南京金陵大学及清华大学任社会系主任、教授。

    他在一九五二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吴景超作为社会学家,颇具真知灼见。早在一九五四年三月,他便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他尖锐地指出:

    “中国人口的庞大,是中国大多数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

    “中国有四万万以上的人口,一不能卫国,二不能生产,只是许多的消费的单位,加增中国的消费力量而已。”

    “中国的财富本是有限的,现在都要供给这许多人的衣食,安能不走上穷困衰弱的路上去。”

    紧接着,他又在一九五七年第一期《新建设》杂志上发表另一重要文章《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他作为一位社会学博士,对这一问题发表了深刻的见解:

    “在解放以前,中国许多大学中都设立了社会学系。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之后,这些社会科学系都一概取消了。过去搞社会学的人,大部分都改业了。当然这不等于说,过去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现在没有人研究了。不是这样的。社会学的某些部分,如劳动问题、民族问题,在我们的高等学校中,现在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机会。但是也有些部分,现在还未得到适当的安排。我在这篇短文中,只想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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