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他‘更正’。潘住新桥饭店，爱人也来了，他不是你的老师吗？你同他谈很方便的。”继而又笑笑说：“你和他爱人熟不熟，先和他爱人谈更好……”
对此，罗隆基在给赵文璧的信中，对赵文璧和邵慈云作了如下驳斥：
你捏造事实企图证明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原稿。这对我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我出国期中，章伯钧造谣，向史良说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稿，史良、马叙伦竟公开发表谈话，说我看了储安平的发言稿，要我回国后交代。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发端的。我回到北京的那一天，你告诉我，储安平在六月十五日在光明日报社社务紧急会议中已经否认了这件事。后来我知道在社务会会议上章伯钧还向储安平认了错。我亦告诉过你，我在昆明用长途电话质问章伯钧何以凭空造谣，章在电话中否认他向史良说过这样的话。事件本来清楚了。八月十号你到民盟整风座谈会中来发言，你却挺身而出来证明我的确看了储的发言稿。你的证明事实是这样：六月二日早晨你来看我，我告诉你说：“整风出了问题了，储安平的错误言论也出来了。”于是你根据假造的事实做推论说：“当时报纸未出，根据后来调查证明罗隆基六月一日并未出席统战部的整风座谈会。罗何以事先知道储安平的发言内容呢？他说他事先没有看过储安平的发言稿，这显然是个矛盾。”（见大公报八月十一日刊登你的发言全文）
你这段话说得像煞有介事，并且说“根据后来调查证明”。我倒要问你，你真调查过吗？这一句话恰恰证明你造谣。事实是我不止出席了六月一号的统战部的座谈会，并且在会上做了报告。你再看看六月二号的光明日报，报上说得清清楚楚（两条消息）“九人小组召集人罗隆基在昨天会上报告了起草经过和其他问题”（见光明日报六月二号第一版）你竟有这样大的胆子张开眼睛说瞎话，来做揭露。这不是造谣是什么？那天会的中途我出去接见法国前总理富尔是事实，但后来我又回到了座谈会。我六月一号就知道了储安平的发言内容，这是奇怪吗？真像你所说有“矛盾”吗？最妙是邵慈云，她竟根据你这谎言，引而伸之，到民盟座谈会上再来做第二次揭发。她造谣的胆子比你更大。我的日程都是由她掌握的。她竟利用我的秘书身份，说得像煞有介事，说我六月一号上午接见富尔，下午在部办公。六月一号夜间在政协大礼堂开支持哥伦坡和平会的大会，日程排得满满地，第二天早晨不看报就同赵文璧谈储安平的发言。这就是我事先看了储安平发言稿内容的证明。她既掌握我的日程，她就故意隐瞒我六月一号上午到统战部座谈会这一项。她竟敢一手遮天地说我没有到统战部座谈会。这不是欺骗是什么？她还捏造说我六月一号接见富尔到下午两点，以便一口咬定我没有到座谈会。从早上八点接见富尔到下午两点，有这样接见外宾的道理吗？不让外宾吃午饭吗？她一心一意想到造谣，而不分析自己假造的证据是“见金不见人”的拙劣技术。好吧，姑假定像邵慈云所说，我六月一号没有到座谈会，她用头脑想过没有，六月一号晚上政协礼堂到大会的是些什么人。到大会的人中就有许多是参加上午座谈会的人。许多人就在会上议论储安平荒谬发言这件事。我是聋子吗？邵慈云可以禁止我听见吗？难道我六月二号早晨不看报而知道了储安平的发言内容真是奇怪，是矛盾，是事先看了储安平发言的证明吗？进一步来说，六月一号储安平发言是这样一个惊人的错误，并且储把他的发言自己印好在会上分发，因此会后一传十，十传百，当日已经传开了。没有到上午座谈会而知道这件事的人总有好几百了。难道你同邵慈云就要诬陷这一切人都是事先看了储的发言稿吗？否则，他们没有到座谈会，怎样知道这件事呢？我在补充交代中说得明明白白，我说六月二日浦熙修首先告诉我储安平发言太胆大了，我即向浦批评储安平，我并没有说是浦熙修“首先告诉”我这个消息。我意思是说，我首先对浦熙修，后来对钱端升批评储安平。交代中写得明明白白。而邵慈云竟在揭发中故为其词地说，罗没有看报，又不可能在早晨遇到了浦熙修，怎能知道储安平发言内容呢？事实真是这样吗？你们真有这样简单的逻辑吗？那真太可笑了。①
罗隆基在致赵文璧的信中还说：
我绝对不埋怨你们对我的错误尽情揭发。今天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使错误的人彻底改造。有了错误，就应该承认，别人揭发是帮助自己改造。我认为我们今天因为犯了错误，以后更应该好好做人。我自己要做人，我希望我所认识的朋友都好好地做人。那末，我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捏造事实，诬陷别人了。①
罗隆基在信中，还对赵文璧的所谓“揭发”，痛加驳斥道：
你在座谈会上凭空捏造说，在抗战期间我从昆明到四川，在公路上掉了一个小皮箱，要你赔了伍千元。这是你最荒唐的捏造。这种捏造有什么好处，有什么作用，与反右派斗争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捏造时却没有想到，在一九四二年前的时候，伍千元还不是个小数。你那时候拿得出伍千元吗？无怪乎你说这话时全场大笑。我掉了皮箱后，问你赔过五毛钱，五分钱吗？你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