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的报告》。
这一《报告》反映，到八月七日止，北京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七千五百十一人，已在大小不同范畴内重点批判的为三千五百二十九人，占右派总数百分之四十七。全市有极右分子一千二百五十七人，占右派总数百分之十六点七。全市已登报的极右分子一百三十五人，近日又决定增加五十五人。
《报告》还说，北京各高校共发现右派分子四千二百三十人，其中极右分子一千一百二十五人。
《报告》说，教授中的右派分子为一百九十二人，占教授的总数百分之十三点八。其中极右分子为八十五人。
这份《报告》所报告的仅是北京市的右派分子数目，尚不包括在北京的中央直属机关中的右派分子。
这份《报告》仅仅反映截止八月七日的统计数字。
光是北京市这一统计数字，就已经相当于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所估计的全国的“右派”总数的一倍！
薄一波曾这样谈及“反右派运动”：
据我所知，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的结果表明，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五十五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数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错划的。在这些被错划的人当中，有许多参加革命多年的党的干部，许多同党长期合作共事的爱国人士和朋友，许多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富有经营管理经验的工商业者，以及许多政治上热情但不成熟的青年学生。①
薄一波所说的“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其实还是一个大大缩小了的数字。
即使是这个数字，也相当于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所估计的“四千人”大了一百三十七倍！
在回顾往事时，薄一波批评了毛泽东对于“反右派”的“主观随意性”：
对右派分子数字的估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主观随意性，并不是建立在严肃的事实基础上的。六月二十九日，毛主席估计需要在各种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北京大约四百人，全国大约四千人。仅仅过了十天，新的估计又翻了一番。到了九月八届三中全会时，全国已划右派达六万二千多人，据会上的透“底”估计，全国大约有右派分子十五万人。而到整个运动结束，全国共划右派分子五十五万人，比八届三中全会的透“底”估计还多四十万人。这说明，我们对右派的情况，并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从指导思想上讲，虽然也说过“不可过分”、“决不要扩大化”，但是更多地是怕漏掉，所以在反右派过程中，一再反对“温情主义”，强调“深入挖掘”。机械地规定百分比，比例不够就硬凑。这种明显的主观随意现象普遍发生，严重地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①
毛泽东的这一“主观随意性”，后来大大膨胀，在“文革”中发展到了顶峰，也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以至整了上亿人，造成了中国的一场浩劫……正因为这样，在“反右派运动”中可以看出“文革”的种种“影子”，而“文革”则是“反右派运动”的“左”的继续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