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父亲还做过中国世界语学院（函授）院长，做过英语教员和报纸编辑。家庭长期居住在城市，一九四八年底才搬到乡下去，在土改期间分了六亩地，于是就算个“贫农”了。林希翎的母亲是个“虔城的基督教徒”，曾当过中小学教员。林希翎说她做过工，实际情况怎样呢？解放前夕因父母关系恶化，父亲断绝对她们的供给，她不得不半工半读。所谓做工，也只不过是帮助她母亲搞一些包香烟、雕雨伞柄等手工劳动。她母亲被丈夫遗弃后，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林希翎身上，要她好好读书，将来飞黄腾达，高人一等。林希翎在父亲、母亲那儿接受来的思想，总结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吗，不留芳千古，也要遗臭万年”。
在那样的年月，父亲曾是国民党官员，又“逃”到台湾，那当然是“反动家庭”！
可是，进入八十年代，台属在大陆又变得“香”了起来。一九八六年的《上海政协报》所载徐铸成的《“林希翎旋风”记》一文，却是这样谈及林希翎的家庭：
“她的父亲，原来也是解放前进步的宗教界人士，一九四九年前在台湾传教……”
时而“反动家庭”，时而“进步人士”，仿佛揉面团似的，按照政治需要，可以随意捏来捏去！
其实，这样的“反差”何止林希翎。
笔者曾采访过梁实秋之长女梁文茜。她当年被视为“反动文人”梁实秋之女，也在一九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如今却因为她是“台湾着名作家”梁实秋之女，而成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笔者也曾采访过张居礼。他是国民党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的长子。当年，被作为“反动将领”之子而屡受批判，如今却跃为重要统战对象而成为西安民革负责人！
其实，林希翎、梁文茜、张居礼的家庭出身并没有变化，却是因为政治在变，政策在变！
林希翎在反右派运动中，成为“全国共讨之”的人物。谁都以为，这个“臭右派”从此也就“遗臭万年”了。
完全出人意料，在一九八三年传出惊人的消息：林希翎居然获准出国了！
就在她出国之际，中国人民大学仍然坚持她是不能“改正”的“右派分子”！
政治的黑锅，掩盖不住才华的光辉。她在被打成“右派”之后，虽与外界完全隔绝，却为她孜孜于学术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她出国后，即被法国国家社会科学院聘为高级研究员！
林希翎的父亲在台湾，她当然希望前往台湾探亲。台湾当然欢迎她，因为她是中国大陆着名的“右派”。
一九八五年九月，父亲在台湾病重，林希翎获准飞往台湾。
在台北，林希翎受到了隆重的接待，期望她以“反共义士”的身份发表演讲——林希翎向来是擅长演讲的。
可是，林希翎却如此说：
“‘反共义士’正如‘右派分子’一样，这两顶帽子都使我感到深恶痛绝。”
“我既不当共产党什么‘统战工具’，也决不会做国民党的‘反共义士’。”
林希翎还这样说：
“我最关心的是海峡两岸人民之间，特别是分离的亲人骨肉之间，应当自由来往，在这方面，我认为共产党‘三通’政策是得人心的，开明的，不是什么‘统战阴谋’，而是客观事实。但国民党方面‘三不主义’则太僵化了，是很不得人心的，希望赶快改正。”
林希翎在台湾只住了一个多月，就离开那里了。
从此，林希翎被台湾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
林希翎这三个字，从一九五七年之后，本来已从中国大陆的报刊上消失。此时，中国大陆报刊却纷纷报导林希翎的台湾之行。
从此，中国大陆又对林希翎有了好感——虽说一九五七年对于林希翎的“深刻批判”，还深刻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
受林希翎的鼓舞，北京俄语学院学生之中，驶出了一艘“破冰船”……
一九九七年十月十七日，列车西去，从湖南张家界驶往长沙。伴随着车轮和铁轨有节奏的喀嚓、喀嚓摩擦声，我倾听着罗永年教授的回忆。
罗永年教授如今在遵义医学院任教。我和他结识于在张家界召开的第三届中外传记文学研讨会。在会上，没有机会详谈。这回乘同车之际，对他进行采访……
在一九五七年，罗永年是北京俄语学院“破冰船”的“船长”。“破冰船”在“反右派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沉没，他也就从此成为“右派分子”。
那时，他是二年级大学生。他说，他当时受林希翎的影响，在大鸣大放中和几位同学办起了一个刊物。刊物取名“列宁号破冰船”，是因为当时苏联制造了一艘原子能破冰船，命名为“列宁号”，在北冰洋破冰。作为俄语学院的学生，理所当然关心苏联，所以也就用“列宁号破冰船”作为刊名。
其实，这刊物无非是用大字报贴在饭厅的外墙上的壁报而已。文稿大都署笔名，如“川人”、“严君”等。
不料，这小小的刊物引起了校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