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好处可说，一团黑暗。这就会使人丧失信心，也不合乎事实。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有很多毛病，有很多缺点、错误；也不是一切都不好，要加以分析。最近，我们有一位同志，叫钟惦棐，举他为例，他是讲电影问题，他在这方面做了一件好事，引起许多人发表文章，揭露电影事业中间的错误、缺点。这些人的文章我们管电影事业的人必须要注意，他们所揭露的那些坏事统统应该加以改正。至于批评者，是有片面性，有错误。错误的要加以批评，讲得正确的应该改正。
在一月七日《人民日报》上四个人发表声明，那个东西是不好的，并且传错了，说是我赞成。我就不那么赞成，今天又当着你们大家再说一遍，很不赞成。我讲过，这几个同志是出于什么呢？说他们忠心耿耿，为党为国，这对不对呢？我看也是对的，他是要保护党，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他有那么一种情绪，就是毒草的情绪，其实王蒙这些东西不是毒草。百花齐放，放了这么几个月，百家争鸣也只几个月，据他们估计是成绩甚少，坏处甚多，牛鬼蛇神都出来了，大势不好，大有不可终日之势。这个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就那么急。方针，他们似乎也赞成，其实看来就是怀疑这个方针，他们在方针上有问题。他们的方法叫作短促突击，没有分析的，没有说明力的，人家看了文章不服的，批评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这个人我也不认识，我跟他也不是儿女亲家，（笑声）我就不服。
这两派，据我看，他们的方法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毒草，都要批评。但是，要以治病教人的态度去批评。对待这些同志也要运用这个原则，要帮助他们。共产党里面有这样的人，他们不过是代表，他们代表很多人，代表很多共产党员，不单是他们个人的问题。难道共产党以外五百万知识分子里面就没有了吗？我看也有这两种人，无非也是教条主义，也是机会主义，有右派，有“左”派。我现在讲的“左”派不是真正左派，是有引号的左派。也是肯定一切，否定一切。
毛泽东的这两次讲话迅速地传了开来。台湾报纸以《毛泽东也看小说》为题，报导了毛泽东关于王蒙小说的谈话。
其实，那是因为王蒙的小说引起了争议，毛泽东特地找来看。
毛泽东提到的王蒙小说，即《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于一九五六年九月号《人民文学》杂志。
这篇小说在发表前，《人民文学》编辑部对这位文坛上“新来的青年人”的小说作了仔细修改，不仅把原来的篇名改了，而且对作品的内容也作了很多改动。
对于《人民文学》的修改，王蒙是不满的。王蒙在中国作家协会一九五七年五月召开的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上，谈出了自己的意见：
“我深深感到，对于某些报刊说来稿子给编辑部以前，你是主动的，稿子给了他，你就只有任人摆布的份儿，但是，哪个作者能为了保持主动地位而只写稿不投稿呢，所以总的来说，作者就没有什么主动了。
“希望编辑同志处理稿子时多几分社会主义的同志态度，少几分商人气，江湖气。希望编者对作者平等看待，尽力克服店大压客或客大压店的现象。”①
王蒙并不遮掩他的不满情绪，虽说他明白他只是“一个初学写作者”，原本“不敢和一些有成就的编辑同志争。”当他的小说《小豆儿》一九五五年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时，被删去了三分之一，他还只是“小有不满”。这一回，他直言不讳了：
“《人民文学》编辑部对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除了文字细节上的一些更动以外，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么一个考虑出发的：使作品的意思更明确些。……
“原稿为什么有许多‘不明确’呢？一方面，是由于艺术表现方面的缺少经验，有一些含混、罗嗦的文字。这些经编者删改以后，作品更精炼、完整些；一方面，却是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一些模糊、矛盾的。这方面的修改，使作品的不健康情绪更加‘明确’了，是有某些不恰当的地方的。”②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发表，就引起文坛的注意。作品中的“不健康情绪”引起了争议。李长之在一九五七年一月号《文艺学习》上发表《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李希凡则在一九五七年二月九日《文汇报》上也发表了一篇《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大约正是这些争论，使毛泽东注意起王蒙，注意起《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毛泽东对李希凡的评论不以为然，虽说他在一九五四年曾热烈地支持过这个“小人物”对于专家俞平伯的批判。所以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那次谈话中，在谈完王蒙之后，就这样谈及了李希凡：
“李希凡这个人开始写的东西是好的，后来写的几篇也没有什么特色了，应该让他生活在实践中，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扳起面孔了。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此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四，毛泽东在致诗人袁水拍的信中，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