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公布之前文艺是被冻结了的，也即是说根本没有文艺的。”
文章指责《星星》不是“百花齐放”而是“死鼠乱抛”。作者列举了《星星》创刊号上的一首诗，以为“与二十年前曾在蒋介石统治区流行的‘桃花江上美人窝’‘妹妹我爱你’之类的货色差不多的”。
就这样，《星星》在问世不到半个月，便遭到批判，但是并没有涉及流沙河，没有涉及《草木篇》。
一月十五日《四川日报》又载“金川”的《从“坟场”和“解冻”想到的》一文，也只是就“解冻”一语进行批判。
不过，这么一来，《星星》引起了“批判家”们的注意。于是，有人细细“扫描”《星星》，终于把“批判”的目光投向了《草木篇》。
一月十七日《四川日报》发表了署名“曦波”的《“白杨”的抗辩》和《“仙人掌”的声音》，仿照《草木篇》的笔调，首次公开批判《草木篇》。文中以“白杨”的口吻写道：
“可是你呵，写诗的流沙河！在鲜血绽出花朵，眼泪变为欢笑的今天、却把我当作你笔下的奴仆，曲解我的精神，任意把我作贱！”
文中以“仙人掌”的口气，发出呼吁：
“我为什么发声，我为什么抗辩，请参看《星星》创刊号，流沙河的《草木篇》。”
这么一来，《草木篇》引起了注意。
此后，《四川日报》接连发表文章，抨击刚刚创刊的《星星》，点名的作品为和《草木篇》。
对于，批判了几句“把色情当爱情”之类，批判的调子难以升高。《草木篇》则不然，随着批判的升温，也就开始上纲了，从政治的角度加以拎高。有的文章甚至说“《草木篇》是极少数不愿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分子感到一个阶级灭亡，充满了没落的情绪，要咿咿唔唔地为旧社会的灭亡唱挽歌！”
须知，流沙河的父亲有二十亩土地，成分是地主。这样的政治性的批判，已经把二十六岁的流沙河推到岌岌可危的地步。
不过，也有不少人不同意这样的政治性批判。二月八日、十二日，四川省文联文艺理论批评组两次召开座谈会。如当时《四川日报》所报导的那样：
“邱乾昆、晓风、沈镇、华剑等发言支持《草木篇》和，认为它们不应该受到人们那样的批评。邱乾昆认为《草木篇》的弱点只是立场不明确，在客观上会引起不良的效果。沈镇说，不是黄色的，难道人们在吻的时候也要喊一声共产主义万岁吗？《草木篇》只是有些含糊，从这方面来讲，它并没有错。晓风认为《四川日报》上对《草木篇》和的批评文章是用教条框子去套，而不是从生活上看，这些批评是不实事求是的。他说：‘我非常痛恨’……”
随着中国“大气候”的转暖，在二月底，批判开始降温，《四川日报》不再发表对于《草木篇》的批判文章——因为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流沙河从危机中解脱，松了一口气。
流沙河回忆说，报上再度提《草木篇》，是在六月初。不过，不再是继续批判《草木篇》，而是否定年初对于《草木篇》的批判。
那时，四川省文联邀请作家、教授、文艺批评家开座谈会，大鸣大放。
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老作家张默生站出来，认为那场对于《草木篇》的批判是错误的。
六月四日，《四川日报》刊登张教授的发言：
“对《草木篇》的错误批评，文联领导同志是怎样看的？文联内部统战工作是如何作好？《草木篇》批评之初文联领导上抱的什么态度？当批评发展到超越文艺批评界限的时候，又抱的什么态度？听了毛泽东报告传达后，我们回头来看对作品的粗暴的、自上而下的批评，与党的文艺方针符不符合？”
会上西南民族学院何剑熏教授也仗义直言，说道：
“我认为，《草木篇》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历史运动、尤其是在肃反运动以后的痛苦、失望和一定程度的恐怖的情绪。《草木篇》所反映的那种现实是存在的。尤其在肃反运动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怀着一定的痛苦、失望，甚至恐怖的情绪的。”
何剑薰还说：
“不应该专打梅香、小姐，还要问老夫人。”
他所指的“老夫人”，就是四川文艺的领导。
六月五日，《四川日报》刊登了刘冰的发言，指出：
“对《草木篇》的批评，是我省文艺领导中和文艺批评中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总爆发。对《草木篇》的围剿的结果，文艺界的‘百花齐放’中的沟和墙显然地加深加厚了。”
同日《四川日报、》还刊载流沙河的发言，更为引人注目。
流沙河说：
“在开展对《草木篇》讨论时，报纸上那样搞，反驳文章不能发表，而且越来越拉到政治边缘上去，我个人并不怕，但却很气愤。”
流沙河还幽默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