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也很少讲话。九三、作家协会来邀，都未发言，多少采取逃避的态度。一则我对发言的积极性不高，二则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所以统战部座谈会开得很久，我一直没有去。五月三十日上午统战部来电话要我去。我答应去，但说明不发言。下午听说六月一日还要开会，统战部彭处长希望我六月一日发一次言。我三十一日上午还在报社工作，三十一日下午在家写发言稿，那天上午和晚上一直在家，没有外出。伯钧同志说我的发言稿罗隆基看过，并无此事。
应当说，储安平的发言，是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以来，言辞最为尖锐的一个。
储安平说：“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件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他的这句话，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称为“老和尚”，把一般的中共干部称为“小和尚”，够“惊人”的。
其实，这比喻并不的储安平“发明”的。他只不过是套用毛泽东的话罢了。这诚如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也只是对毛泽东的话加以发挥而已。
在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面对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回顾前些日子的鸣放时，很风趣地说了这么一句：
“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
毛泽东说罢，引起一番大笑声。
储安平正是顺着毛泽东的这句话，找到了发言的话题——《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因为毛泽东“希望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嘛！
储安平并没有想到，像“小和尚”、“老和尚”之类的“幽默语言”，只有毛泽东说得，别人却是万万说不得的！
储安平正儿八经地“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了：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倡议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一九四九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中没有一人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植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国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储安平在发言中，批评了“党天下”：
解放以后，知识分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亟需调整的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了自己也还是国家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他的理想，推行他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着党走，但跟着党走，是因为党的理想伟大，政策正确，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就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既没有做好工作，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根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储安平的发言，把大鸣大放推上了最高潮。
他刚讲毕，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便连连用英语称赞说：“Very good！Very good！”（很好！很好！）
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人民日报》也详细加以报导。那时的中国还没有电视，重要新闻由电台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节目中播出了储安平的发言。
这样，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座谈会上，经过一次次鼓励，终于颇有“收获”，即“涌现”了右派的“三大理论”：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
毛泽东曾这样说：
“帝国主义、蒋介石跟右派也是通气的。比如台湾、香港的反动派，对储安平的‘党天下’，章伯钧